我是嫌犯
我这一生当过两次嫌犯，一次是强奸，一次是贩*，罪都不轻。虽然当时就未蒙冤，事后亦无昭雪，但还是有教训可以汲取。
在这两起案件中，被疑犯有强奸罪的过程是这样的：
一个星期天上午，厂*委书记从单位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到*委办公室，说有急事商量。
当时我是单位分管生产的副厂长，家就住在工厂附近，节假日多数时间都在单位。这个星期天所以没去，是因为需要在家处理点事儿。对这种情况*委书记知道得一清二楚，为此，在接到电话后，我觉得事情肯定很重大。
*委办公室里坐着六七个人，除书记、厂长和另一名副厂长外，其余的人我只认识一个，但也只是知道他是县公安局某科负责人，并未打过交道。
“他们来干什么？是不是有什么私事来求我们”？因为平日很少有涉及公安局的工作，所以我产生了这种想法。
书记没给我介绍屋里的几个人，只是示意我坐下，这个不正常的举动更加引起我的警觉，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案件？虽然明知道自己没啥事，但和公安局打交道总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刚刚坐定，另一位副厂长也到了。至此，我们领导班子的7名成员，即一位书记、一名厂长、3名副厂长已经来了6名，就差工会主席了。
后进来的那位副厂长可能同我一样，对房间里的气氛感到不适，所以表现得坐立不安。好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书记说话了，他对我认识的那位公安局的科长说：“就这么几个人还看不完吗？该走你就痛快走吧，今天我是不能留你吃饭了。”
看来书记和他们很熟，所以工作中带着玩笑，但他们究竟在看什么呢？
听到书记的话，那位科长站起来，拉开办公室间壁墙上那扇房门，进到这个套间的里屋。这时，我才知道原来里面还有人，而且听动静人数还不少。
房门开大了，三男两女从里面走出来，其中除了刚才进去的科长回到我们旁边坐下外，另外四位都是急匆匆的穿过房间，走出办公楼，上了停在外面的一辆吉普车。
“怎么样？”书记似乎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结果，在明知故问。
“那还用说吗？要不他们几位不就得少一个了吗？”科长一边笑，一边回答。
书记说：“那就给我们讲讲过程吧。”
“好吧，不然的话，大礼拜天的，把几位都折腾来也不够意思。”
在书记与这位科长对话后，我知道了把我们找来的原因。原来我们都是被当作一起强奸案的犯罪嫌疑人找来的，刚才出去的那两个女人之一就是受害者，是来指认罪犯的。好在她眼睛还好使，这要真把我们谁给怀疑上，可就倒霉了。
事情发生在星期六上午，地点是县里最大零售商店门前。当时，被害人拿着几十个自己缝制的口罩在叫卖。不知什么原因，这天的生意特别不好，一上午就卖出三四个。就在她着急的时候，晃晃荡荡地走过来一个男人，拿过他的口罩看了又看，而且再三询问价格，看样有要买，而且还不少买的意思。女人激动了，心想要是一次能卖出十个八个的，也是笔大买卖呀。
看口罩的人说话了，他自称是县化肥厂的副厂长，专门负责采购进货。并说单位每个月都要进千八百个口罩，发给工人当劳动保护用品。如果她同意，可以把加工口罩的活交给她，不知是不是愿意干。
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吗？女人乐坏了，但在她问下步怎么进行时，那位“副厂长”说他所需的口罩得具备防尘的功能，在加工时要加进一层滤膜，这种材料工厂可以提供，而且工厂有口罩样品，他希望她跟着去一趟，看看现在用的东西，然后再决定能不能加工，最后再商量价钱。
女人收起挂在一根木棍上的口罩跟他走了，出了县城，奔向郊外。距人群、建筑和大道越来越远了，女人也问过怎么走到这地方了，“副厂长”说从菜地里斜穿过去比走大路近多了，而且威胁她要不愿意去就算了。
哪能不愿意去呢？女人乖乖地跟着这家伙走，当他们来到一个夏季浇地时才有人管理的机井土房附近时，“副厂长”凶相毕露，把她拖到四面透风的房子里，强奸了好几个小时，在犯罪的过程中还答应买她的口罩。
当天下午，被害人报案了，她提供的线索是这个人个头挺高，是化肥厂副厂长。关于前一个特征，我们单位的三个副厂长都有点像，都是黑糊糊的大个子，但说到是我们厂的副厂长就没人信了，首先是哪有这么傻的罪犯，把身份都告诉了被害人？再说当公安局找到我们*委书记时，书记说我们领导班子那天一上午都在开会，三个副厂长一个都不少，根本没有作案时间。
可是对被害人提供的线索也不能不尊重啊？于是，经与书记商量，星期天早晨，公安局带她来到单位，藏在里屋，从玻璃窗朝外看我们这几个陆续进来的人。被害人与罪犯一起呆了一上午，罪犯的长相及体貌特征应当看得很清楚，所以，很快就把我们排除了。
这件事本应到此结束了，但被害人亲属在回去后又向公安局提出一个问题，说她们来指认罪犯时我们领导班子中有一个成员没有参加，此人是工会主席。她们怀疑这个角色本来也算副厂级，所以在作案时冒名顶替的可能也是有的。于是，几天后公安局又一次来到我们单位，但*委书记一口回绝了她们再次指认的要求，原因是我们的工会主席是个女同志。
在这起案件中被怀疑，我觉得不是我的过错，但在下面这起有贩*的案件中，我就必须得承担起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破案的义务了。
1995年冬的一天，我下班后刚迈进家门，妻子就对我说：“西凉街派出所的警察刚才来了，让你下班后到他们那去一趟，还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我与警察打交道的时候很少，所以，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种不祥之感。但从他们让我自己去的情节来看，肯定也不是什么大事。于是，我按他们留下的号码拨通了电话。值班的警察知道这件事，而且希望我最好现在就过去。我问清了地址，就与妻子一同到派出所去了。路上，我们做了各种准备，包括他们如果把我扣下怎么办。
到派出所后，妻子被挡在外面，我进了接待室。警察的问题都是围绕BP机提出的。先问我有几个BP机，我回答只有一个。又问我是否换过号码，我说没有。最后又问我儿子、女儿的BP机号。看来结果让他们很失望，于是经办的警察就直接对我说：“你还有一台BP机，回去想一想，是给谁了，还是丢了？有了头绪后，直接与我们联系。”
我蒙着一头雾水回家了，开始与全家人一起想这件事。突然，儿子的一句话揭开了这个谜团。他说：“你想想这几年有没有给谁送过BP机？”
对呀，在前几年汉显BP机三四千元一个的时候，很多人都拿它当礼物送人，我也曾给好几个对我们单位有帮助的人送过。想到这，我马上给经办此类事情的同志打电话，了解办事的过程。那个同志说有一次在他按我的安排去给别人买BP机时，因为没有对方的身份证，就以我的名义开票登记了。在得知这个情况后，我猜想肯定是这台BP机出了问题。
虽然这时已经是夜里11点，但我还是给派出所打了电话。对方在听到这台BP机的号码后非常高兴，问我能否找到这个人。我说可以找到，我们经常联系。于是，警察与我约定第二天早6点，他们来车接我，一起去此人所在单位。
早6点，派出所的车准时来到我家楼下，随后便向位于南湖西侧的一家公司驶去。在公司收发室等了十多分钟，我的那位朋友来了。我走上前去，寒暄几句后，当着警察的面问道：“头几年我给你一个汉字显示BP机的事你还记得吗？”
“哪能不记得，怎么了，是不是单位财务出事了，要往回要哇？”他半开玩笑地答道。但是，由于他承认有这件事，我悬了一夜的心已经落了地。
我接着问：“这台BP机还在吗？”
朋友的脸微微红了一下，然后对我说：“不好意思，前年我有了手机，就把BP机给我司机了，也是为我要车方便。”
其实我关心的不是他是不是还在用这台机器，而是它的下落。这时警察说话了，他们告诉我，对你的怀疑已经解除，下面的事就由他们追查了。
尽管已经没了我的事，但把警察领到朋友这儿终归不是体面的事，所以我决定听听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我们已到了朋友的办公室里，警察看我不走，但又不是在派出所，更重要的是已经确认我与这个案件没什么关系，也没有让我回避。于是，他们开始问我朋友拿着这台BP机的司机是不是刚才拉他来上班的那个。朋友说：“不是，那个司机已经在一年前停薪留职了，听说在长山与广州之间倒腾服装。”
朋友的回答让警察们异常兴奋，他们问：“你能不能帮我们找到这个人？”
“我知道他家电话，也知道他家，但不知道他最近在不在长山，因为很长时间没与他联系了。”朋友说到这，似乎感觉到他原来的司机出了问题，就不再往下说了。
警察说：“能不能打个电话问一下他是否在家？”
“我想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如果没有必要，我不愿意在同他家人谈话时说谎。”朋友与这个司机的父母都很熟，他知道这个电话打过去，如果此人在家就要谎称公司有事让他过来，假如他确实有违法乱纪的活动，将他骗过来也是他罪有应得。但如果是一些打仗斗殴的小事，他就不想参与了。
直到这时，警察才向我们透露实情，他们说以我名义买下来送给这位朋友后来又给了司机的那台BP机涉嫌贩*，长山市至少有几十个吸*者在需要*品时就传呼这个号码，然后约定见面地点，一手钱一手货的进行*品交易。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与那位朋友相视一笑，因为我们在几年前就听说这个小子与*品有染，也正是这个原因，朋友才不让他继续给自己开车了，他怕时间长了连自己都保不住。
事情清楚了，朋友拿起电话，也该着这小子被抓，接电话的正是他本人。他说他昨天晚上刚从广州回来，当他听朋友说让他到公司来一趟的时候，他说他还没起床，等吃过早饭马上过来。
再没什么让我感兴趣的了，我与朋友及警察告别后回单位上班了。下午，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个司机被派出所带走了，他已经承认贩*，用的就是我那台BP机。
这件事好像警察从一开始就没怀疑我有什么问题，但倘若这台BP机一半会儿找不到，我恐怕就要摊事了，这还不是很深刻的教训吗？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