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拍摄）
清乾隆十六年（），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母亲孝圣宪皇后庆祝六十周岁生日，在万寿山的南面修建一座规模宏伟的大报恩延寿寺。寺后，仿杭州六和塔修建一座九层的延寿塔。修到第八层就“尊旨停修”，改建一座八面三层四重檐的佛香阁。长期以来，人们对拆塔建阁的原因曾作过种种解释：有人认为是惑于风水之论，有人认为是慑于灾异示警，也有人认为是出于园林布局的考虑。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因此，万寿山的拆塔建阁，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迷。
杭州六和塔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推测并绘制的清漪园“延寿塔”
早在清代，就有人对这个问题作过解释。吴振棫在《养吉斋丛录》卷十八中说：
清漪园，在圆明园西约五里，即万寿山。旧名瓮山，前临昆明湖。乾隆辛未，皇太后六旬圣寿，就山阳建大报恩延寿寺，因易山名曰万寿。寺后，初仿浙之六和塔建窣堵波，未成而圮。因考《春明梦馀录》，谓京师西北隅不宜建塔，遂罢更筑之议。
吴振棫，字仲云，号毅甫，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嘉庆十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任贵州按察使，四川总督，云贵总督。著名学者缪荃孙在综述清代掌故之学，感慨于文献无征，流为郢书燕说时，却推崇《养吉斋丛录》“择精而语祥”。①但是，这条材料，并未注明来源。对它的真实性，人们不能不有所怀疑。年8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将鲜为人知的乾隆御制诗文集五百七十六卷全部影印出版，人们才知道吴振棫的说法来自乾隆。
（张继云拍摄）
乾隆二十五年（），乾隆在《新春游万寿山报恩延寿寺诸景即事杂咏》的第二首中说：
宝塔初修未克终，佛楼改建落成功。
诗题《志过》人皆见，慈寿原同山样崇。
诗后自注云：
先是，欲仿浙江六和塔式建塔，为圣母皇太后祝釐，工作不臻而颓。因考《春明梦馀录》，历载京城西北隅不宜高建窣堵，乃罢更筑之议，就其基改建佛楼，且作诗纪实，题曰《志过》云。②
（李杰拍摄）
（叶夫拍摄）
这首诗和注，清楚地说明了万寿山拆塔建阁的原因。但是，《春明梦馀录》中，并没有“京城西北隅不宜高建窣堵”的记载，而近在咫尺的玉泉山，却有一座仿镇江金山妙高峰的宝塔，这就是静明园十六景之一的“玉峰塔影”。玉泉山和万寿山同样在“京城西北隅”，为什么在玉泉山可以建塔，万寿山就不能建塔呢？乾隆虽然是当事人，他的解释却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我们读一读他写于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的《志过》，又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
《志过》全文如下：
延寿仿六和⑴。将成自颓堕。
梵寺效报恩⑵。复不戒于火。
初意缘祝釐，佛力资善果。
虽弗事徭役⑶。究属勤工作。
慈寿天地同，凝藉象教夥。
此非九仞亏，天意明示我。
一念敬怠间，圣狂分右左。
无逸否转泰，自满福召祸。
南北况异宜，窣堵建未妥。
惟是回禄延，遗迹春明颇。
聊将剔灰烬，率与除壒堁。
苟完仍旧观，地因邻馺娑。
罢塔永弗为，遂非益增过。
自注⑴：万寿山延寿寺后曾拟建六和塔。
自注⑵：大西天，明时所有梵刹也。其北欲效江宁为报恩塔。
自注⑶：本朝凡百工役皆发帑和雇，从不派闾阎。③
（顾彩华拍摄）
（宋乐燕拍摄）
原来，乾隆为了给母亲祝寿，在万寿山仿杭州六和塔修建延寿塔之外，在明代庙宇大西天的北面还仿南京报恩塔修建一座九层的琉璃塔。但是，前者修到第八层就倒塌了，后者则在修建过程中被火焚毁。乾隆认为，清王朝自开国以来的一切工程，虽然并不是无偿地动用民力，但是，工程毕竟太多。南方和北方情况不同，在北京仿建南方的高塔是不妥当的。延寿塔的倒塌和报恩塔的被焚，就是“天意”对自己的明示。坚持错误会造成更大的错误。所以，把报恩塔的规模缩小，延寿塔则不再重修。在这里，乾隆根本没有提到《春明梦馀录》的“京城西北隅不宜建窣堵”，而是强调“天意”。拆塔建阁的原因，只不过是担心“遂非益增过”而已。
（张胜利拍摄）
那么，拆塔建阁是否与风水之论无关呢？我认为并非如此。《春明梦馀录》中，虽然没有“京城西北隅不宜建窣堵”的记载，但是，书中收录的朱鑑《兴建吉凶疏》，对于万寿山的拆塔建阁是有影响的。为了了解《兴建吉凶疏》，有必要介绍一些有关的情况。
北京西长安街靠近西单牌楼的地方，在金代有一座著名的庙宇：庆寿寺。海云、可庵两位高僧曾先后主持该寺，死后葬于寺中。《帝京景物略》说：“西长安街双砖塔，若长少而肩随立者，其长九级而右，其少七级而左。九级者，额曰：特赠光天普照佛日圆明海云佑圣国师之塔。七级者，额曰：佛日圆照大禅师可庵之灵塔。”④因为这两座灵塔，所以庆寿寺又名双塔寺。元代初年，规划大都城的时候，北面的城墙正好通过海云、可庵两位高僧的灵塔。为了表示对两位高僧的崇敬，元世祖忽必烈“敕命远三十步许环而筑之”。⑤明正统十三年（）二月，权重一时的太监王振以庆寿寺“朽敝”为理由，建议重修。为此，英宗命役*民万人，费物料钜万。“既成，壮丽甲于京都内外数百寺。”改名大兴隆寺。寺前树牌楼，号“第一丛林”。⑥
庆寿寺双塔
这时的明王朝，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已十分尖锐。正统十二年（）十月，在闽、浙、赣交界处的山区，矿夫叶宗留率流民起义，称大王。正统十三年（）四月，江西民邓茂七于福建宁化率众起义，号剷平王。两支起义*遥相呼应，屡败官*。广东、广西的瑶民，湖广、贵州的苗民也相继起义。长城以北，瓦剌迅速崛起，不断入侵。明王朝的统治面临严重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右副都御使朱鑑向英宗上了《兴建吉凶疏》。
此疏一开头，就以阴阳家“地有四势，气从八方”的理论为依据，提出了“国都为天下之根本，而皇城又国都之正宫，凡有兴作，不可不慎”的观点。接着，他分析了北京的外局和内局。他认为，北京外局的“四势”是：“龙弱虎强，山无四顾，喜得有水，亦嫌反跳。”外局的“四势”虽然不好，但是，“帝星所临，故不必论。”下面，作者将重点转向内局“四势”的分析。他认为，过去以北平布*司为正宫，故以晨昏钟鼓在前，现在以奉先殿为正宫，晨昏钟鼓不宜在后。因为，按照阴阳家的理论，“左为青龙，右为白虎，前为朱雀，后为玄武。左为阳，右为阴。青龙宜动，白虎、朱雀、玄武宜静。”他认为，“自永乐、宣德以来，各衙门在东，青龙头旺，庆寿寺衰微，浮图破坏，故不为灾，居住安稳，国家无事。近年以来，却将白虎头上庆寿寺重新修盖，朝暮焚香，钟鼓齐鸣，又将二浮图鼎新修理。虎嫌生角，龙怕无晴。且闻庆寿寺金人所造，革之可也，何为重修？二浮图金人所创，除之可也，奚为复建？加以西山一带新造寺宇数多，本欲求福，殊不知反助其为虐耳。以致江南草寇生发，塞北烟燧不宁，皆因白虎头兴旺之所致也。虽有关于天数，亦必本于人事。阴阳之术，不可尽信；地理之书，亦不可不信。细民之家，尚欲趋吉；皇城之内，可不避凶？”他建议：“先将庆寿寺庐其居，移其人，杜其门，弛其钟鼓，去其二浮图。候边境宁息无事之日，将寺移去东边旧工部地方起造，改为龙兴寺，可建二浮图，任其鸣钟鼓以耸青龙头。仍将顺天府钟鼓楼移来东台基厂之内起盖，晨昏扣撞，以敌白虎臂。又将顺天府移来旧都察院，又将大兴、宛平并三儒学移来旧吏、户、礼三部地方开设，以配三法司。务使青龙动而且兴，白虎静而且安。其玄武门以北顺天府地方取正，改作库藏，以收天下*册、图籍，以压玄武之地。或得余暇，再于城之东南巽地之角起盖功臣庙，可助外局之龙。庶得四势动静相宜，八方气候相应，则国康民安，天下太平矣。”⑦
明英宗朱祁镇
这篇奏疏，在今天看来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但是，这样的言论，居然出现在明王朝中央大员的奏疏之中，可见当时人们对风水的迷信到了何等程度。
尽管朱鑑把“江南草寇生发，塞北烟燧不宁”都归咎于庆寿寺的“重新修盖”和两座古塔的“鼎新修理”，但是，在王振手握重权的情况下，他的意见，自然不可能得到采纳。
正统十四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兵分四路，由辽东、宣府、甘肃、大同大举入侵，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御驾亲征。八月十五日，在怀来城东二十里的土木堡全*覆没，英宗被俘，王振及六十余名公卿重臣死于乱*之中。也先认为，俘虏了英宗，就有了和明王朝讨价还价的资本。但是，当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之后，明王朝就立英宗之弟郕王朱祁钰为帝，年号景泰，尊英宗为太上皇。在兵部尚书于谦的领导下，广大*民奋起反击，获得了北京保卫战的伟大胜利。对于也先，英宗已没有可利用的价值，只好与明议和。景泰元年（）八月，将英宗送回。英宗回到北京，在南宫度过了七年与世隔绝的生活。景泰八年（）正月，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等乘景泰帝病重之机发动*变，英宗再次登上皇帝的宝座，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朱鑑又旧事重提。根据他的建议，于天顺元年（）七月下诏：“禁大兴隆寺僧不许开正门鸣鼓，并毁寺前第一丛林牌楼、香炉、旛竿。”⑧
（陈京安拍摄）
对于明代的这一段历史，乾隆并不陌生。当他从《春明梦馀录》中读到朱鑑《兴造吉凶疏》的时候，思想上不能不受到震动。“虎嫌生角，龙怕无睛”，在京城西北，万寿山与玉泉山的两座高塔遥遥相对，岂不和庆寿寺的双塔一样是白虎头上生角吗？这一风水上的大忌，进一步加强了乾隆“罢塔永弗为”的决心。但是，朱鑑不仅反对“鼎新修理”，而且反对将庆寿寺“重新修盖”以及在西山一带新建寺宇。将“江南草寇生发，塞北烟燧不宁”归咎于修塔与修庙，更是耸人听闻。所以，乾隆不愿将这篇文章的内容如实地写进他的诗注，于是杜撰了一条“京城西北隅不宜高建窣堵”的史料，作为“乃罢更筑之议，就其基改建佛楼”的根据。
（刘真平拍摄）
在北京修建延寿塔和报恩塔的同时，为了纪念“四卫拉特来归，西师筹划之始”，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永佑寺还修建了一座舍利塔。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报恩塔的“不戒于火”和延寿塔的“将成而圮”把舍利塔的工程停止，“恐其蹈辙”，“命拆其弗坚及筑不如式者而概易之以石。”⑨乾隆二十九年（），舍利塔竣工。这年夏天，乾隆在《永佑寺舍利塔记》中写道：“（舍利塔）岿然峙于避暑山庄，较京师为尤北，则堪舆风水之论固不足凭，此亦默有以启予之不必信八会地节之滥陈祸福以耸听乎？”⑩但是，“京城西北隅不宜高建窣堵”之说本来就不存在，那么，乾隆这番话是不能证明他对堪舆风水之论有所怀疑的。
永佑寺陆合塔
由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万寿山的拆塔建阁，最初是由于乾隆把延寿塔的倒塌和报恩塔的被焚看作上天对自己的警告，不能坚持错误。后来，他阅读《春明梦馀录》，朱鑑《兴造吉凶疏》中的“虎嫌生角”又进一步加强了他拆塔建阁的决心。慑于灾异示警和惑于风水之论，都是万寿山拆塔建阁的原因。至于从园林布局方面考虑，乃是今人的臆测，虽然言之成理，但却缺乏根据。
（张晓莲拍摄）
注释：
①《古学彙刊序》
②《乾隆御制诗集三集》卷二
③《乾隆御制诗集二集》卷七十七
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四，北京古籍出版社，年10月版，第—页
⑤《钦定日下旧闻考》卷三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年10月版，第页
⑥《明英宗实录》卷一六三
⑦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四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年12月版，第—页
⑧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三十八，北京古籍出版社，年1月版，第—页
⑨乾隆：《永佑寺舍利塔记》,《乾隆御制文二集》卷十
⑩《乾隆御制文二集》卷十
*本文登载于《颐和园》杂志第二期，原文有改动。
*编者加：关于万寿山拆塔建阁的原因也有学者从园林布局角度考虑，但尚无确切史料证明。此一说认为延寿塔作为清漪园内主要景区的构图中心，其细而高的比例无论与大报恩延寿寺建筑群的其他部分或者前山山形的关系均不甚协调，且园外玉峰塔与延寿塔存在雷同，这些都是影响园林造景艺术效果的主要因素；相比较而言，佛香阁较为稳重的造型则与其他建筑和山形结合得较为妥帖而统一。
作者简介
王道成，年4月生，四川高县人。清史专家，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先后在新闻系、语言文学系从事近现代文学、古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与文论的教学和研究。年调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小组，从事清代*治史、文化史的教学和研究。主要著作有《红楼梦与清代封建社会》《科举史话》《颐和园》《圆明园》《慈禧太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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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颐和园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