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为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年版，第七、八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第七章大一统*府之创建经过战国二百四、五十年的斗争，到秦始皇二十六年灭六国，而中国史遂开始有大规模的统一*府出现。汉高称帝，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的统一*府。武帝以后，开始有一个代表平民社会、文治思想的统一*府。中国民族的历史正在不断进步的路程上。
一、秦汉帝系及年历
秦自统一称帝至亡，凡三君，十五年。
秦帝系表：
汉自高帝至平帝凡十一君，一百一十一年。王莽自摄*至建新朝迄亡，共十八年。
西汉帝系：
二、国家民族之抟成
秦人统一，此期间有极关重要者四事：
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
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
春秋时华、夷杂处之大势，粗略言之，徐有淮夷，青有莱夷，雍有犬成、义渠，豫有陆浑之戎，冀有鲜虞、赤狄、白狄、山戎，荆扬有蛮。经春秋至战国，西北诸国有渐次城郭化者，亦有渐次驱逐而北避者。秦、赵、燕三国竞务拓边：燕开渔阳、右北平、上谷、辽西、辽东诸郡；赵灭中山，开雁门、代、云中诸郡，秦开九原、陇西、北地诸郡，魏开上郡亦人秦。中央诸戎则以韩、魏灭伊、洛诸戎，楚破南阳九夷而渐就消灭。东方淮海诸夷，率与诸夏同化。南方则有楚、越两国之辟地。大抵今浙江、福建两省为越人所辟；湖南、云、贵为楚所辟。巴、蜀则开于秦。两广、安南则在秦并六国后始为中国郡县。群居生息于同一版图，沐浴寝馈于同一文化，以中国人治理中国疆土，发展文化，盖自此始大定其基础。
三、为中国*治制度之创建。
封建制逐步破坏，郡县制逐步推行，自春秋至战国已然。虽封建遗形尚未全绝，然终不能再兴。且其势如危石转峻阪，不堕于地不止。汉初先则有异姓封王，继则封王惟限于同姓，又次则诸王惟得衣租食税，同于富人；此自景、武下逮东汉，封建名存实亡，尺土一民，皆统于中央，诸封王惟食邑而已。
至魏则井邑入亦薄。隋矫魏孤立，大封同姓，并许自选官属，然刘颂言其“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盖亦徒享封土，不治吏民，乃西汉景、武以后法度耳。至晋惠帝立后，诸王或镇雄藩，或专朝*，遂有八王之乱；然此乃权臣之擅*，非古代封建之比。
下至南朝，宋，齐、梁诸代，宗室诸王皆出为都督、刺史，星罗棋布，各据强藩，假以事任，矫东晋中央衰替之势；然此特援引亲族以踞要位，其权重在为守令，不在为王侯。
唐封诸王不出阁，有名号，无国邑，空树官僚而无莅事，聚居京师，亦仅衣税食租。惟明初封诸王，欲以封建、郡县相杂，然一、再传即废。终明之世，仍是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也。
再以封侯论，汉初诸侯亦犹有君国子民之意，景帝后事权即皆归国相，侯国与郡县无异；然尚裂土以封。东汉则多未与国邑，仅佩印受廪，列侯殆全同于关内侯。又汉初丞相选用列侯，武帝时始有拜相封侯之制。东汉位三公者亦不复有茅土封，然汉人犹常称“万户侯”，言其封食之大。至魏，虽亲王所食未有及万，诸将封多不满千户。
晋、宋以下，门第既盛，朝廷封爵乃不为重。至唐则并废封爵世袭之制，爵仅及身而止；而所谓爵土亦祇是虚名。受封者于内府给缯布，惟同俸赐，絶不足以拟古之胙土矣。唐太宗贞观十一年，令诸功臣世袭剌史，长孙无忌等十四人辞曰：“违时易务，曲树私恩，谋及庶僚，义非佥允。方招史册之诮，有紊圣代之纲。一也。臣等非才，愈彰滥赏。二也。孩童嗣职，宁无伤锦？一挂刑网，自取诛夷。三也。求贤分*，寄在共理。封植儿曹，失于求瘼，百姓不幸，将焉用之？四也。”于是遂止。观于此，则知封建制度已不能复行于后世。
以唐太宗之英武，唐初文、武诸功臣之出众，诚使君臣割地，各自专制一方，相与和好连结，征租训武，亦足各传白年、数百年之外。所以不能尔者，由国人对于*洽意义之认识，久已不许复有贵族世袭封建制度之存在。此乃中国史进程中一极要纲目，不可不特别注意也。
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
大要言之，中周学术思想之态度与倾向，大体已奠定于先秦。
一曰“大同观”。王道与霸术，即“文化的世界主义”与“功利的国家主义”之别也。先秦思想趋向前者，以人类全体之福利为对象，以天下太平为向往之境界，超国家，反战争。秦汉大一统*府，在当时中国人心目中，实已为超国界之天下也。
二曰“平等观”。阶级与平等，即“贵族主义”与“平民主义”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而以仁爱中心的人道主义为之主。举其著者，如孔子之孝弟论、忠恕论，墨子之兼爱论，惠施之万物一体论，庄周之齐物论，许行、陈仲之并耕论、不恃人食论，孟子之性善论，荀子之礼论，皆就全人类着眼，而发挥其平等观念之深义也。
三日“现实观”。天道与人道，即“宗教”与“社会”之辨。先秦思想趋向后者。庄老之自然哲学，其反宗教之思辨最为彻底。人生修养之教训，社会处世之规律，为先秦学说共有之精采。教育主于启发与自由，*治主于德感与平等，对异民族主于与我同化与和平，处处表示其“大同”之怀抱。此乃先秦学术共有之态度，所由形成中国之文化，搏成中国之民族，创建中国之*治制度，对内、对外，造成此伟大崇髙之中国国家，以领导东亚大地数千年之文化进程者，胥由此数种观念为之核心，而亦胥于先秦时期成之也。
此四者，乃此期间冲中国民族所共同完成之大业，而尤以平民社会之贡献为大。即秦人之统一，亦为此种潮流所促成。
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潏始西迁。周孝王时，大骆适子成居犬丘，而庶子非子始别封秦。其后，犬丘一族为西戎所灭，非子一族邑秦者遂又东兼犬丘故地。诸赢姓如江、*、徐、奄、梁、葛、谭、莒、郧、终黎、钟离、淮夷、及战国之赵，皆在东方。秦、晋于春秋时世为婚姻，时无以秦为夷狄者。战国之秦乃如春秋之楚，不得即此谓秦果夷狄。
三、第一次统一*府之出现及其覆灭
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于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要的远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如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皆东方人也，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当国者尽如平原、信陵、屈原、韩非之徒，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即以始皇一朝相臣言之。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丞相王绾、李斯、去疾诸人，似乎全非秦之贵族。如吕不韦、昌平君、李斯则明属东方人，吕、李明是平民阶级。秦*府实一东西混合的*府，亦是一贵族与平民合组的*府。秦藉东方人力得天下，自不能专以秦贵族统治。故始皇虽为天子，子弟下侪齐民为匹夫，更不封建。虽系始皇卓识，亦当时情势使然。
秦*府对统一事业，亦大有努力，举其要者，如废封建行郡县。
此种趋势，虽自春秋、战国以来即然，然明白肯定的废封建则自秦始皇统一后始。时丞相王绾即请立诸子，封王荆、齐、燕诸地，李斯不谓然。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卒从李斯议。其后博士齐人淳于越又主封建，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丞相李斯力斥之，至为请焚书。封建、郡县两*体之争论，乃当时最要一大事。李斯学术上承荀卿，始皇亦本于息战弭兵之见地，不复封建。秦君臣此番建树，于中国史上*体之跃进有大功绩。后人空以专制讥溱，殊欠平允。
又按：秦始皇二十六年即从廷尉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今略考之：
（略）
又增九原、南海、桂林、象郡、东海、共四十一郡。边郡十八，近边二郡，内郡二十一，境土略与今相当。惟北盛于南，与后世异。
收*器，堕城郭，决川防，夷险阻，以解消封建时代之武装。
当时国境，皆筑长城为防。割地裂疆，远者五、六百年，近亦一、二百年。又有堤防御水，而以邻国为壑。中国之支杂破碎，固若自古已然。秦廷努力铲削决通，于中国大一统之形成，良有大功也。收兵器，铸金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此盖均为一种弭兵理想之实施。后人专以专制说之，殊非事实。
又建设首都，移东方豪家十二万户于咸阳，兴建筑。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则咸阳之新建筑，实汇合当时营造艺术之大成也。其经营陵寝，亦承儒家理论，而藉以充实中央。于物质上，造成全国共仰之新首都，于统一精神亦殊重要。
巡行郡邑，筑驰道。
始皇凡五巡狩。车辙马迹遍中国，贾山谓：“秦为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其制度之壮丽可想。
统整各地制度文化风俗。
此观秦各地刻石文辞可知。又始皇二十六年云：“一法度衡石丈尺，车问轨，书同文字”，此亦统一工作上极重要之事务。
开拓边境，防御外寇。此皆为完成大一统的新局面所应有之努力。大体言之，秦代*治的后面，实有一个高远的理想，秦*不失为顺着时代的要求与趋势而为一种进步的*治。
至于秦以一皇帝高出乎公、卿、守、令百僚之上，固若王室益尊，异乎前轨，然亦事势推迁所必至，非秦君臣处心积虑欲为此以便专制也。秦廷有集议之制，为两汉所承。朝廷每逢大事，君臣集议，犹与春秋列国贵族世卿之世略似。就此种*制风格言之，亦非一君权专制独伸之象。
秦代*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
秦人以耕战立国，全国民众皆充兵役，名曰“黔首”。惟在战国兵争时代，以*功代贵族，秦民力战于外，归犹得觊功赏。及天下统一，秦之*治亦渐上文治轨辙，而一面仍恣意役使民众，如五岭戍五十万，长城戍三十万，阿房役七十万；此等皆为苦役，与以前*功得封爵不同。古代封建小国，四境农民行程相距最远不出三、四日，每冬农隙，为贵族封君服力役三日，往返不过旬日，其事易胜。秦得天下，尚沿旧制，如以会稽戍渔阳，民间遂为一大苦事。又有“七科谪”与“闾左戍”，陈胜、吴广即由比起。
秦室本是上古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贵族*府，依然在其不脱贵族阶级的气味下失败，依然失败在平民阶级的手里。
秦之统一与其失败，只是贵族封建转移到平民统一中间之一个过渡。
四、平民*府之产生
秦灭六国，二世而亡，此乃古代贵族封建势力之逐步崩溃，而秦亡为其最后之一幕。直至汉兴，始为中国史上平民*权之初创。
高祖父称太公，无名。母曰刘媪，并亡其性。高袓行三，故曰刘季，既有天下，因名邦。一时群臣，如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买、郦商等皆白徒，周勃织薄曲、吹箫给丧事，樊哙屠狗，灌婴贩缯，娄敬挽车，惟张良为韩相贵胄。汉初王后亦多出微贱。项羽、田横之徒皆责族，而皆不能成事，此可以觇世变。
平民*府必然创建，殆为当时历史趋势一种不可抗之进程。然在平民*府创建的过程中，却屡次有“封建”思想之复活。
秦始皇二十六年丞相王绾等议复封建，三十四年博士淳于越等又议复封建。至二世皇帝元年，东方革命*起，各为六国立后。汉高平项王，封韩信、彭越、黥布诸人为王；迨异姓诸王逐渐铲灭，又封宗室同姓诸王。
直到景帝削平吴、楚七国之乱，平民*府之统一事业始告完成。当时平民*府的第二个反动思想则为“无为而治”。
汉初*府纯悴代表一种农民素扑的精神，无为主义即为农民社会*治思想之反映。因此恭俭无为、与民休息，遂为汉初*府之两大信念。因乱后社会经济破产，人心厌乱，战国晚年*老一派消极思想，遂最先在农民*府里面得势。
“无为”之实则为“因循”。因此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战国晚年申韩一派的法家思想，遂继*老而为汉冶之指导。
此种趋势，在文、景时逐渐开展。一面汉廷削平吴、楚七国之乱，一面又渐渐有所谓“酷吏”出现，用朝廷法令来裁抑社会上的“游侠”与“商人”。功臣、列侯、宰相、大臣，亦不断受朝廷法令制裁。中央统一*府之权力与尊严，逐渐巩固，而后酝孕出汉武一朝之变法。
平民*府有其必须完成之两大任务，首先要完成统一，其次为完成文治。汉*府之实际统一，始于景帝。汉*府文治之蒸，则始于武帝。
第八章统一*府文治之演进要明白西汉文治*府之意义，先应注意到当时的一般情态。
一、西汉初年之社会
古代封建社会，到战国已逐步消失。*人、游仕、商人，不断由平民社会中跃起，他们攀登*治舞台，而攫得了古代贵族之特权。
秦代统一*府在此种剧变过程中产生，因其历年甚暂，那时的社会情态现在无可详说。
就汉初情况而论，似乎秦汉之际虽经历了几次战乱，而战国以来社会变动的趋势，依然照样进行。
（一）农民与奴婢
社会上一般生活，都起了绝大变动，只有农民，还比较呆滞在陈旧的状态下过活。
封建时代的农民，对其上层统冶者，约有如下几种负担：
一曰税。
此即地租。农民耕地，在*治观念上，系属于其地封君之所有，故农民对其封君每年应纳额定之租税。
二曰役。
因土地所有权的观念，转移到农民的身分，耕地者对其所耕地之封君有臣属之关系。因此每年于农隙，又须对其封君为额定的几天劳役。
三曰赋。
遇封君贵族对外有战事，农民须对其封君贡献车牛，或劳力。
四曰贡。
此出农民情感上之自动，如逢年节，向其封君献彘、兔、鸡、鹅或丝、布之类。
上四项，一为粟米之征，二、三为力役之征，四为布帛之征。一一沿袭到秦汉无变。就汉初情形言，农民对*府负担大体如次.：
一、田租。
战国以来租额无考，惟孟子屡言什一之税，知战国租额决不止什一。汉制则什伍税一，又时减半征收，则为三十税一。
二、算赋。
“赋”本出车牛、供夫役之义。战国以来，兵争连年不息，于是非常的、无定期的赋，渐变为按年的经常项目。亦不必真出车牛、夫役，而径以钱币替代，各处按人口轮派，遂成后代之所谓“人口税”。汉代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其未满年龄者，出口赋钱人二十。
三、更戍。
古代农民本无武装，战国以下，既征共赋，又编其丁壮为*队，于是农民于纳赋外又须从*；而“从*”与“从役”两事，在当时观念上，往往不易分析。故汉人更戍凡分三项：
（一）中央*府之防卫此名“正卒”，年二十三乃为之，以一年为期。又郡国材官、骑士，亦称“正卒”，期亦一年。
（二）边疆戍守此名“屯戍”，亦名“繇戍”。天下人皆直戍边三天。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
汉兵出于民，往来繇戍衣装皆自补，远征则食其郡国之粟，惟卫士得衣食县官，罢遣侑享。因此，汉无养兵之费。
（三）地方劳役此名“更卒”。一月一更。次直不往，出钱雇贫者，月钱二千。亲服役曰“践更”。
此种负担，在当时已为极重。
汉书食货志在李悝尽地力之教，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有不劝耕之心。董仲舒则谓：“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戌，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农民在无可聊赖中，首先是出卖耕地，出卖耕地后生活不免更苦。
董仲舒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
其次只有出卖妻子乃至于出卖自身。此为汉代奴婢盛多之来源。
汉代公私皆盛畜奴，蜀卓氏至僮千人，程郑亦数百。武帝时，杨可告缗，得民奴婢千万数。元帝时，贡禹言官奴婢十余万。盖有犯法没为奴者，而不能完租赋、践更役亦属犯法。则自卖为奴与没官为奴亦正等耳。自卖为奴犹较自由，有乐生之望，毋怪汉民自愿卖身之多。
否则亡命。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则冒罪藏匿，是为“任侠”。商贾必盛蓄奴婢，任侠必多匿亡命，二者形成汉初社会之中层。
（二）商贾与任侠
当时商贾经营事业，约可分为采冶、制造、种殖、畜牧、运输诸项。这些事业，第一有待于山泽禁地之解放，第二则有赖于大规模之奴隶运用。
货殖传所举当时大富，如铁冶、鼓铸、烧盐、转毂诸业，均有待于众多之人力。即其所言末业为贫资，如种树果菜，如畜养豕鱼，如屠沽，如贩籴，如制器漆髤，如皮革杂工等，亦待奴役以为操赢之算。大抵其时所谓商贾，以工虞农牧为本，以转贩居积为副，故奴婢为治产一要素。汉乐府：“孤儿命当苦，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王褒僮约，列举操作项目。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则作于家贾于市者，皆奴也。
以钱币买奴力以逐利长产，经营货殖者为商贾。以意气情谊收匿亡命共为奸利，甘触刑辟而市权势者则为任侠。
任侠之所舍匿，则曰“宾客”，然宾客与奴婢身分无殊。任侠既以意气肝胆匿亡命，则亡命者亦出肝胆意气感激相报，乃至作奸剽攻、铸钱掘冢之类，无所不为。而此一团体之生活亦得维持。任侠之权势与富厚，乃与商贾亦略相当。
任侠与商贾，正分攫了往者贵族阶级之二势.。皆以下收编户之民，而上抗*府之尊严，只要*治上没有一个办法，此等即是变相的贵族。
二、西汉初年的*府
现在再看上层*府里面的人物。
汉高得天下，大封同姓及功臣，并明约“非刘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所谓有功，大体上只指*功而言。此为*府的最上层。其次的官僚，则大半由郎、吏出身。
郎官是随从在皇帝近旁的一个侍卫集团。其制度略近于战国时代国君乃至于贵族卿相门下的食客与养士。
郎官来历，不出下列数途：
一荫任。
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如苏武、韦玄成皆由此出身。此即战国策赵老臣触簪见赵太后，愿其少子“得补黑衣之数”之类也。
二、赀选。
家赀满五百万，得为常侍郞，如张释之、司马相如皆以赀为郎。盖高赀者得上书自请宿卫，禄不丰而费大，故张释之为郎十年不得调，谓其兄曰：“久宦减仲产”，欲自免归也。
三、特殊技能。
卫绾以戏车为郎，荀彘以御见侍中，此如战国策冯煖欲为孟尝君客，孟尝君先问“客何能”也。东方朔上书自衒鬻，用三千奏牍，武帝读之，輙乙其处，二月乃尽，得为常侍郎。然史谓东方朔“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其先东方朔侍遇乃与侏儒等。文士之与诛儒，同样为皇帝一时好奇心所爱好，而畜之宫中，则与戏车、善御皆一例也。
第一项是变相的贵族世袭，第二项是封建贵族消灭后的新贵族，第三项则是皇帝私人。郎官集团性质之分析，不过如此。然而*治上之出身，却正在此。
郎以外有吏，吏的来历，亦无一客观标准，大体仍多为富人所得。
汉制吏途凡三：一曰郡县吏，不限资格，平民自愿给役者皆得为之。然韩信“以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则小吏亦复有赀选也。二曰中都官掾属，自丞相以下各官府皆可自辟署，或先为郡吏，或本为布衣，亦不限资格，优者则荐于朝。三曰狱吏，犹今时法官，以明习法令名。然景帝后二年诏，谓：“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减为赀算四得宦。”董仲舒言：“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赀，未必贤，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混淆。”是当时吏途，亦大率为富人也。
如是则当时的*洽组织，第一层是宗室，第二层是武人，第三层是富人，第四层是杂途。
三、西汉初年的士人与学术
要论汉初学术，必推溯及于先秦。
从另一观点言之，则先秦学术可分为一古官书之学，又一百家之学。
若以时期言，古官书之学在前，百家言在后。若以地域言，古宫书之学盛于东方齐、鲁，百家言遍及中原三晋。
秦代焚书，最主要者为六国史记，其次为诗、书古文，而百家言非其所重。
焚书本起于议*冲突，博士淳于越称说诗、书，引据古典，主复封建，李斯极斥之，遂牵连而请焚书。李斯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而又附禁令数项：一、赶偶语诗、书弃市。二、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可见当时重禁议*，轻禁挟书也。
汉兴，学统未尝中断。
秦虽焚书，史官、博士官仍未废，著述亦未中辍。下迄汉惠。除挟书律，前后只二十三年。汉廷群臣，亦多涉学问，名人巨德，杂出其间。
惟汉室初尚*老无为，继主申韩法律，学问文章非所重，学术尚未到自生自长的地位，于是游仕食客散走于封建诸王间，以辞赋导奖奢侈，以纵横捭阖是非，依然是走的破坏统一的路。文学之与商贾、游侠，同样为统一*府之反动。
汉初诸王招致游士，最先称盛者如吴王濞，有邹阳、严忌、枚乘诸人。吴既败，继起者为梁孝王，邹、枚诸人皆去吴归梁。又有羊胜、公孙诡之属。
再下则有淮南王安，招致宾客方术士数千人，著淮南王书，已在武帝世。此为南方之一系，大抵皆辞赋、纵横文辩之士也。曹参相齐，召齐诸儒以百数，而得盖公。景、武之间，有河间献王德，盛招经术士，多得古文旧书。盖河间偏重于古官书之学，而淮南则慕百家言，南北两王国，正分得先秦学统之两系。
中央王室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在此种种不安定不合理之状态下，中央*府觉悟到必须改变其态度，而要一积极勇敢的革新。于是遂有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为西汉文治*府立下一规模。
四、中央*府文治思想之开始
西汉中央*府之文治思想，最先已由贾谊发其端。
贾谊陈*事疏，提出好多重要的见解，除却裁抑诸王国和捍御匈奴外，尤要者在教育太子，尊礼大臣，阐扬文教，转移风俗。此诸点均针对当时病象，其议论渐渐从法律刑赏转到礼乐教化，此即由申、韩转入儒家。以后之复古更化，贾谊已开其先声。
贾谊虽以洛阳少年为绛、灌功臣所抑，然贾谊的主张，一一为汉廷所采用。景帝师晁错；武帝师王臧。王臧乃儒生，武帝即位，大兴儒术，其早年所受教育亦是一因。
先秦诸子注意教育问题者莫如儒。故苟主幼小必教，则儒业必兴。中国无宗教，儒士本自友教贵族子弟起，故汉文用贾谊，则以为长沙王太傅，又以为梁王相，武帝之用董仲书亦然。儒家在汉初，仍以友教青年贵族为第一任务。
五、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
武帝英年即位，即锐意革新，谋兴礼乐。其事虽经一度挫折，终于走上复古更化的路。
这时最重要的人物是董仲舒。
武帝一朝*治上重要改革，举其要者，第一是设立五经博士。
博士远始战国，齐之“稷下先生”亦博士之类。秦博士七十人，掌通古今，备问对。汉承之。
博士为太常属官，太常掌宗庙礼仪，史官、博士官皆属太常，即古代“学术”统于“宗教”之遗制。
博士并无*治上实际任务，只代表着古代贵族*府、*人*府下一辈随从的智识分子。因此其性质极杂，占梦、卜筮皆得为之。
秦廷以博士议*兴大狱，伏生之徒抱书而逃。主复封建，固为不智，然以吏为师，以法为教，抑低学术，提高法令，教之复封建，亦相去无几。东方学者之失在于迂阔，而中原三晋之士，则失在刻急。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自此迄于汉初，博士暗淡无生色，而*府益少学术之意味，此则李斯之大错。
武帝从董仲舒请，罢黜百家，只立五经博士，从此博士一职，渐渐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出来，纯化为专门研治历史和*治的学者。
六经为古官书之流传民间者，秦火焚之不尽。汉儒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从已往历史与哲学里来讲*治。法家只守法令，经学则进一层讲道义。法家只沿习俗，袭秦旧，经学则称古昔，复三代。
他们虽不参加实际*务，但常得预闻种种*务会议，因此他们对*治上渐渐会发生重大的影响。。
第二是为博士设立弟子员。
额定五十人，一岁辄课，能通一艺以上，得补吏。高第可以为郎中。
自此渐渐有文学入仕一正途，代替以前之荫任与赀选，士人*府由此造成。
第三是郡国长官察举属吏的制度。
博士弟子考试中第，亦得补郡国吏，再从吏治成绩升迁；又得察举为郎，从此再走入中央仕途。此制与博士弟子相辅，造成此天下士人*府之局面。
第四是禁止官吏兼营商业并不断裁抑兼并
汉武一代盐铁官卖制度，均由此意义而来。从此社会上新兴的富人阶级，渐渐转向，儒林传中人物，逐次超过货殖传。实为武帝以下社会一大转变。
第五是开始打破封侯拜相之惯例，而宰相遂不为一阶级所独占。
自秦以来，中央最高首领为天子，而实际负行*之责者为丞相。以字义言，“丞”、“相”皆副贰之意，丞相即“副天子”也。天子世袭，而丞相不世袭。天子为全国共戴之首领，不能因负*治责任而轻易调换；丞相乃以副贰天子而身当其冲。
最好固为君、相皆贤，否则天子以世袭不必贤，而丞相足以弥其缺憾。纵使君、相不皆贤，而丞相可以易置。如是则一代*治不致據坏。此秦*之又一特色也。
汉初*治，往往有较秦为后退者，如宰相必用封侯阶级，即其一例。如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审食其、周勃、灌婴、张苍、申屠嘉，皆*人也。陶青、周亚夫、刘舍，皆功臣子嗣侯，其先亦*人也。则汉初丞相，显为*人阶级所独占。
武帝始相公孙弘，以布衣儒术进，既拜相乃封侯，此又汉廷一绝大转变也。其先惟*人与商人，为*治上两大势力，至是乃一易以士人，此尤见为转向文治之精神。
此为汉武一朝复古更化之最有关系者。
其实所谓“古”者亦非纯粹尽本于古，学校、察举、黜陟诸制，贵族世袭时代另是一套。汉所袭，其论杂出于先秦诸子，而备见于王制篇中；王制乃汉文时博士所为。然则汉武一朝之复古更化，正是当时一种崭新之意见也。
六、士人*府之出现
汉*府自武帝后，渐渐从宗室、*人、商人之组合，转变成士人参*之新局面。
公卿朝士，名儒辈出。
仍举丞相一官言之，昭帝时有王訢、杨敞蔡义。宣帝时有韦贤、魏相、丙吉、*霸、于定国。元帝时有韦玄成、匡衡。称帝时有王商、张禹、薛宣、翟方进、孔光。哀帝时有朱博、平富、王嘉、孔光、马宫。盖自宣帝后，儒者渐当路。元、成、哀三朝，为相者皆一时大儒。其不通经术而相者，如薛宣以经术浅见轻，卒策免；朱博以武吏得罪，自杀，皆不得安其位。
且即庶僚下位，亦多学者。
即前举丞相亦多由下僚进身，其外如王吉、鲍宣、韩延寿、王尊、盖宽饶、诸葛丰、孙宝、谷永、梅福之俦，皆名臣也。
士人在*府里渐渐占到地位，一半是凭借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诸人所创建的种种制度，一半是读书博通之士在*治上所表现的成绩，究竟比贵族*人和商人们来得强。
武帝时，儿宽为廷尉奏献掾，以古法义决疑狱见重。昭帝时，隽不疑为京兆尹，以春秋义缚讯伪卫太子。宣帝时，萧望之为御史大夫，引春秋义主吊匈奴丧。皆为一时推尊。霍光废昌邑王，先问于古有否先例，可见士人学者逐渐在*治上占到地位和势力，实为当时一种自然之趋势。
自此汉高祖以来一个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素朴的农民*府，现在转变为代表一般平民社会的、有教育、有智识的士人*府，不可谓非当时的又一进步。
七、汉儒之*治思想
士人们在*治上逐渐得势，他们所抱的*治思想，要逐渐发挥效力。
汉儒论*，有两要点。
一为变法和让贤论。
此派理论远始战国晚年之阴阳学家，邹衍五德终始说下及董仲舒公羊春秋一派“通三统”的学说。大抵主张天人相应，*治教化亦须随时变革，并不认有万世一统之王朝，亦不认有历古不变之*制。
他们根据历史观念，主张如下一套之进程：
一、圣人受命。
二、天降符瑞。
三、推德定制。
四、封禅告成功。
五、王朝德衰，天降灾异。
六、禅国让贤。
七、新圣人受命。
武帝以前，汉儒鼓吹变法；武帝以后，汉儒渐渐鼓吹让国，始终是循着上述的理论。
眭弘、盖宽饶均以请让汉室让位伏诛，然其后谷永等仍主天运循环、汉德巳衰之说，汉廷乃无从裁抑。
二为礼乐和教化论。
另一派汉儒，认为*治最大责任，在兴礼乐，讲教化；而礼乐和教化的重要意义，在使民间均遵循一种有秩序、有意义的生活，此即是古人之所谓“礼乐”。要达此境界，不仅朝廷应恭俭自守，又应对社会一般的经济不平等状态加以调整。
此派理论，亦远始战国晚年之荀卿。直至汉儒贾谊、董仲舒，下及王吉、贡禹等皆是。前一派于汉为“齐学”，后一派于汉为“鲁学”。齐学恢奇，鲁学平实，而皆有其病。齐学流于怪诞，鲁学流为训诂，立论本意非不是，而不能直凑单微，气魄、智慧皆不够，遂不足斡旋世运，而流弊不免。
王莽的受汉禅而变法，即是此两派学说之汇趋。
八、王莽受禅与变法
王莽受禅，一面循着汉儒*治理论之自然趋势，一面自有其外戚的地位及王莽个人之名誉为凭借。
王莽姑母为孝元皇后。元帝后，成、哀、平三君皆不寿，莽诸父凤、音、商、根相继执*而及莽，莽之地望已尊。莽又不失书生本色，治礼，务恭俭，迂执信古而负大志，又恰合时代潮流。汉儒群主让贤，而苦无一种明白的选贤制度，王莽在*治上、学术上均足膺此选格，遂为一时群情所归向。
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之*治，举其尤要者，如王田、废奴、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共同理想。
其他如“六筦”、“五均”，有似武帝时之盐铁、酒榷、算缗、均输。实亦一种如近世所谓之“国家社会主义”，仍为裁抑兼并着想。
王莽又屡次改革货币，使民间经济根本发生动摇，极为扰民。然原其用意，仍为求达裁抑兼并、平均财赋之目标而起。
王莽*治失败，约有数端：
一、失之太骤，无次第推行之计划。
二、奉行不得其人，无如近世之*治集团来拥护其理想。
三、多迂执不通情实处。
王莽的*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冶。
王莽的失败，变法禅贤的*治理论，从此消失，渐变为帝王万世一统的思想。*治只求保王室之安全，亦绝少注意到一般的平民生活。这不是王莽个人的失败，是中国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大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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