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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记忆/马志宏主编.--北京:现代出版社,.4ISBN-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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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北路：北起牧马堡东际大边，西抵样田，南至长安岭，边垣二百一十三里，边墩一百九十座，冲口二十一处。
上北路：东至境安堡边，北至大边，西至金家庄，边垣二百六十一里。边墩三百六十三座，冲口四十七处。
中路：东起赤城，西至张家口，边垣一百七十九里，边墩二百二十九座，冲口一十三处。
上西路，东起羊房堡，西至洗马林，边垣二百一十四里，边墩一百五十三座，冲口七十四处。后来的大境门段长城即归属于此段冲口地带，并且是极冲之一。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记载，上西路所属*堡有：万全右卫城、张家口堡、膳房堡、新开口堡、新河口堡、万全左卫城、宁远站堡七座。
下西路：东起新河口，西至山西大同府平远堡止，边垣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百八十七座，冲口一十七处。
宣府镇合计，边垣一千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千二百七十四座，冲口一百九十二处。”
关于宣府镇镇守将领配置情况，据《明史·职官志》载：“镇守宣府总兵官一人，旧设，驻宣府镇城。协守副总兵一人。副总兵旧亦驻镇城，嘉靖二十八年移驻永宁城。分守参将七人（曰北路独石马营参将，曰东路怀来永宁参将，曰上西路万全右卫参将，曰南路顺圣蔚广参将，曰中路葛峪堡参将，曰下西路柴沟堡参将，曰南山参将）。游击将*三人，坐营中*官二人，守备三十一人，领班备御二人。万历八年革。”
关于宣府镇所辖兵马额数及银饷支予情况，据隆庆三年霍冀的《九边图说》载：“本镇原额马步官荤十五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员名，除节年逃故外，实在官*八万三千三百四员名。原额马五万五千二百七十四匹，除节年例失外，实在马三万二千四匹。”“本镇年例主兵银十二万两，客兵银二十万五千两。”
宣德元年（年）之后，瓦剌连年进犯，朝廷对蒙古势力采取适度威慑下的全面防御方针。
宣德二年（年）夏，薛禄佩大将印，北巡开平、还驻宣府。
宣德三年（年），“筑赵川城并建保安仓及牧场”。
宣德三年（年），八月，朱瞻基皇帝亲自巡边。之后，又派薛禄多次佩镇朔将*印，出开平、宣府间，巡边。
宣德四年（年），指挥张文主持建筑张家口堡。张家口堡在明代长城*事建制中属“宣府镇上西路张家口堡”，是极冲之地，是宣府镇西路防线的要塞之一。因此，张家口堡也是长城文化的组成部分。
宣德五年（0年），宣府镇地域又筑独石口城、赤城堡、西洋河堡、大白阳堡、葛峪堡和青边口堡。《明史》记载：宣德五年（0年），薛禄建议在团山、雕鹗、赤城、云州、独石修筑城堡，便于防御守卫。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诏发*民三万六千人赴工，精骑一千五百人护工，听薛禄调用。“四月，薛禄师筑赤城、雕鹗、云州、独石、团山城堡”。宣宗朱瞻基于十月到洗马林等地视察城堡建设和戍边部队。
宣德六年（1年），在蔚州设蔚州卫。
宣德六年（1年），朝廷又将开平卫治所由原来的开平旧城（元上都）迁至独石，“弃塞外之地三百余里”。此时，明*府已无力保卫宣府边外坝上地域,长城以外便成了蒙古人的实际控制区。失去了前卫兴和千户所和开平卫,宣府镇中、西路长城一线自然更成为了明王朝京师的第一道防线，宣府镇之张家口堡的担子更重了。
《明史·职官志》记载：“正统元年（6年），始设佥都御史巡抚宣、大。”这是朝廷加强宣、大防务的具体措施之一。
《明史·兵志》记载：正统元年（6年），给事中朱纯请修塞垣。总兵官谭广言：“自龙门至独石及黑峪口五百五十里，工作甚难，不若益墩台。”乃增赤城等堡烟墩二十二。
《明史·列传》第四十八记载：“正统二年（7年）五月，命整饬大同、宣府诸边，许便宜行事。……明年，……（魏源）按行天城，朔州诸险要、令将吏分守。设威远卫，增修开平、龙门城，自独石抵宣府，增置墩堠”。
正统三年（8年），修宣府、大同一带城堡，并立大同威远卫。
正统七年（年），在大同、宣府一带修理屯堡。
《明史·王翱传》载“正统七年(年)冬，……翱乃躬行边，起山海关抵开原，缮城垣，浚沟堑。五里为堡，十里为屯，使烽燧相接。”这又是长城防线全面整修的一次大动作。修完长城后，又开始修建关隘。
正统十年（年），在独石口、永宁等处“增筑墩台一百六十四座”。以上两项是赤城修补长城的记录。
《明史·景帝本纪》载：正统十四年（年），“十一月癸未，修沿边关隘”。
景泰二年（年），于今新保安设保安州，并在今涿鹿县设保安卫，在今阳原县设保安右卫（后迁至今怀来旧城）。以上各州、卫都隶属于万全都指挥使司。
《大同县志》记载，景泰二年（年）宣府、大同各设巡抚，遣尚书石璞总理*务。
景泰二年（年），确定宣化人头山之破虏台至怀安之马市口长城为西路长城。
成化二十一年（年），宣府镇第一次大规模修边。此工程得到京城营兵的支持，《明史·职官志》记载：“成化二十一年，总督*余子俊请筑长城，五月都指挥顾纲以京营兵六千助役。”此事《大同县志》亦有同样的记载。
此时今天大境门段长城，距明代第一次修筑已过去73年，大部分长城肯定已经残损。这次修边由时任宣大总督、后为兵部尚书的余子俊总理督建，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防御体系。原以为“万全境段”的今天大境门段砖石长城，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但是文献没有明确记载。
《明史·余子俊列传》记载，余子俊在向朝廷请修宣大边墙时，说：“东起四海冶，西抵*河，延袤千三百余里，旧有墩百七十，应增筑四百四十”。
《明史》列传第六十六载：“内地患稍息，子俊得一意兴役。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崖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砦备巡警。又于崖砦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四万人，不三月而成。墙内之地悉分屯垦，岁得粮六万石有奇。”
《明史》列传第九十二记载：“（翟）鹏乃浚壕筑垣，修边墙三百九十余里，增新墩二百九十二，护墩堡一十四，建营舍一千五百间……。”
弘治十三年（年），分守北路宦官康禄，“请于沿边筑凿墩堑，以阻虏侵……。”
嘉靖八年(年)，张珍在改筑张家口堡城的同时，在张家口堡南边又建起了今天的王家柴（寨）、高庙堡、四杰(解)屯、沈家屯几座戍堡。为什么张家口堡南面连着建立了几个戍堡？当时张家口堡的威胁来自西、北、南三个方面。西线，从野狐岭下来的辽金元古驿道方向，己有宣德十年（5年）建的新开口堡、成化十五年建的膳房堡及驻有重兵的万全右卫三座戍堡。北线的“张家隘口”一带，由于道路狭窄不利于大部队展开行动，所以一直比较安静。而沿旧驿道修建的宣大驿道清水河与洋河交汇段，则是宣府镇尤其是张家口堡防御的一个软肋。
宣府镇长城较大规模的修筑，主要是在嘉靖年间。特别是嘉靖二十二年（年）年底，翁万达拜兵部右侍郎总督宣(府)、大(同)、山西、保定*务时。
据《明史·本传》记载，其后翁万达再以左副都御史任兵部尚书，统理北方边防要务。他深谙边务，通悉敌情，统边五六年间，打了多次胜仗。又修筑大同宣府间长城余里，烽堠余座，使边境得以安定，并使原每年万两之边费减少一半。
嘉靖二十三年（年），是宣府镇修筑、修葺长城规模最大、长度最长的几次工程之一，几种史籍都对此事有记载。《宣化府志》引《宣镇志》记载：“嘉靖二十三年（年），都御史王仪请筑，宣府北路之龙门、许家冲，中路之大、小白阳，西路之膳房、新开、新河口、洗马林诸要冲垣墩，配兵乘守，从之。”《大同县志》也记载：嘉靖二十三年（年），修葺“北路龙门许家冲段，中路大小白阳段，西路膳房、新开、新河口、洗马林”段边。
《两镇三关志》记载：“总督侍郎翁万达以王仪所筑塞垣已渍圮，诸要冲垣墙亦多未备，请先于西路急冲张家口、洗马林、西洋河为垣七十五里有奇，削垣崖二十二里有奇，堑十三里，敌台、月城九十一。”另一部旧籍也记载：嘉靖二十三年（年）“急冲张家口、洗马林，西阳河段七十里有奇，削垣崖二十二里有奇，次冲渡口、柴沟、中路葛峪、青边、羊房、赵川、东路永宁、四海冶为垣九十二里有奇，堑十之二，敌台、月城九十一。”唯一不同的是“堑十三里，”与“堑十之二”句的误差。笔者认为，“堑十之二，”句是错误的记录。因为“堑十之二”句除与原文上句语法不相同外，“堑十之二”句的内容也有误差。当时下了很大力气，不可能绝大部分没有整修，仅仅是“堑十之二”。
旧籍中嘉靖二十六年（年），“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与“嘉靖二十六年（年），自西阳河至龙门所垣七百一十九里，堑如之，敌台七百一十九座，铺屋如之，暗门六十，水口九”“北路自独石南至赤城为垣八十六里有奇，堑如之，敌台一百七十有三，铺屋如之”记载的是一件事，只是详略不同。
《明史》列传第八十六记载：翁万达“屡疏请修筑边墙，议自大同东路阳和口至宣府西阳河，须帑银二十九万。帝已许之，兵部挠其议，以大同旧有二边，不当复于边内筑墙。帝不听。乃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十四里，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工五十余日成。”
《明史》列传第八十六记载：“会宣、大、山西镇巡官议上边防修守事宜，……因条十事上之，帝悉报许。乃请帑银六十万两，修大同西路、宣府东路边墙，凡八百里”。
《明史》志第六十七记载：“先是翁万达之总督宣、大也，筹边事甚悉。……乃请修筑宣、大边墙千余里，烽堠三百六十三所。后以通市故，不复防，遂半为敌毁。至是，兵部请敕边将修补。科臣又言，垣上宜筑高台，建庐以栖火器。从之。”
到明嘉靖二十五年（年），由于边塞多事，二月，“修大同东路阳和至宣府西路西阳河边墙”。这一次在今大境门一带增筑长城百里，建起敌台数十座，使这一段长城更加牢固。
嘉靖二十八年（年），宣大总督翁万达，又请“自东路新宁堡，北历雕鹗、长安岭、龙门卫，至六台子，别为内垣一百六十九里有奇，堑如之，暗门十有九，以重守京师，控带北路。又请增筑东路，镇南墩与火焰山中空，由镇南而北，西历永宁至新墩，塞垣以成全险，俱从之”。
嘉靖三十五年（年），兵部侍郎江东“疏请修筑南山联墩，从之”。这是修筑内长城的记录。
《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文说：“从宣大督抚所请，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
嘉靖四十四年（年），明*府增筑西路长城，定人头山破虏台至新河口中寨台为上西路长城。
嘉靖以后，隆庆和万历年间，皆对宣府镇长城进行过修复。《宣化府志》载：“明穆宗隆庆元年（年），兵部请浚边壕，从之”。
隆庆二年（年），总督方逢时为防范蒙古部落的入侵，“补筑龙门所外边长城，东起龙门所的盘道墩（今赤城县东），西迄靖虏堡的大衙口（今崇礼县东南），”将开平卫独石堡围在长城以内。这段历史《宣化府志》引《续宣镇志》的记载更为详细：“隆庆二年，总督方逢时请筑北路龙门所处边，起龙门所盘道墩，迄靖虏堡之大衙口，俾北路之兵，由此以入援南山，东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独石，从之。”
又载“神宗万历元年（年）从宣大督抚所请，修南山及中北二路诸边墩营寨”。
《中国历史大事年表》记载：“万历二年（年）四月，户部发二十六万二千余金修大同边墙，岁费五万”。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万历二年，张家口“分边沿长乃全镇互市之所，堡离边稍远，恐互市不便乃砖垣于其口。”看来，万历二年（年）张家口堡北的长城开始包砖了。
据史籍记载，除明万历四十年（年），对宣府镇境内已破坏的边墙有过一次修缮与补筑外，万历年间宣府镇还多次进行过长城局部修葺，但规模较小，长度一般仅以丈或几十丈计算。据宣府镇长城沿线几处长城修筑碑文和相关史志记载，宣府镇绝大多数卫城，戍堡是在这一时期完成包砖工程的。
万历四十一年（年），巡抚汪道亨主持开小境门，筑来远堡。
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宣府镇的边墙达到了多里，沿边边墩座、冲口处。但是，各种史料对宣府镇辖长城的长度及烽台数量记载不一。《宣府镇志》、《两镇三关志》载，嘉靖以前宣府镇边垣及边墩数为“边垣东自四海冶镇南墩接顺天府蓟城火焰墩起，西至西阳河南土山墩接大同府界牌墩界止，沿长一千一十五里，共有边墩一千零八十个，分东、北、中、西四路辖，管领卫、所、戍城共二十五。”
《续宣镇志》载：“万历年间宣镇东自昌镇界火焰山起，西至大同府平远堡界止，延袤一千一百一十六里，边墩一千二百七十四座，分东、下北、上北、中、上西、下西、南七路统辖，领卫、所、戌城共七十二座。”另有资料显示，宣府镇共有边墩一千九百四十八座。《武备志》载：宣镇东起永宁，西至西洋河堡天城界，边长一千二百余里，现存城堡七十一。”《郡国利病书》载：“东自四海冶南新墩，西至西洋河南土山天城界止，沿边共达一千八百六十五里二百五十九步，墩台九百八十四座。”《皇明九边考》载：成化二十一年总督都御史余子俊亲自踏勘过宣府小边，“东西长七百三十三里，该用墩三百五十六座。摆合要害见有墩八十九座，该修墩二百六十座”。而大清乾隆年编修的《宣化府志》载：“东自永宁路四海冶御靖北台接古北口*花路边界起，西至张家口协西阳河镇口台接山西大同新平路平远堡边界止，延袤共八百七十六里四十六步”。并认为：“正·续二志所载前明边垣里数俱与今制不合，盖昔多虚浮而今皆核实故也”。上述文献所载宣府镇边垣长度差异较大，在长城学术上一般沿用一千二百华里之说。通过实地调查和对年长城普查记录重新统计以及对史载各段长城修筑位置的分析认为：《明史·兵三》中所记宣大总督翁万达：“宣府西路西阳河迄东，历中北路，抵东路永宁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这一长度与实际存在最为接近。如果将现属北京市延庆县境内的余华里的宣府镇长城除外，张家口市境内的宣府镇长城长度为.8公里（包括修复和前期旧墙、山险墙部分），加上存在于张家口市怀来、涿鹿县境内南端的余公里明代昌镇长城，张家口区域内明代长城总长度可达余公里。
崇祯年间，朝廷仍十分重视宣府镇长城的修筑。但是，具体到大境门段长城的修葺几乎没有一条见于文献记载。看来，此时大规模的修边已经停止了，长城对外的防御功能似乎从此不再那么重要了。
长城专家高鸿宾先生曾在大境门西卧云山东侧山脊长城墩台遗址旁发现了明代宣府镇上西路长城仅记有“张字四十号台”字样的没有题款的长城碑刻。摄影家刘旭东在东距大境门约1公里的西太平山毛石长城墙体上，也发现了一款仅记有“西口/范真”字样的没有题款的长城石刻。高鸿宾先生还在大境门东1公里的东太平山上发现了两款毛石长城墙体阴刻楷书石刻，两款均为“崇祯六年”修葺长城石刻。
尽管以上两款没有刻石时间记载，但是结合东太平山两款均为“崇祯六年”修葺长城石刻整体风格、风化脱落程度分析，此两款也应该是崇祯六年修葺长城时的石刻遗存。从石刻整体风格看，这次修葺是分段承包进行的，或是为了明确责任、或是为了某种意义上的纪念，段与段之间的衔接处就留下了这些刻石。
换言之，张家口大境门一带长城发现大量崇祯年修葺长城的石刻遗存，证明崇祯六年大境门段长城曾经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修葺。但是，可能仅仅是修补而已。
崇祯九年（年），东北长城外的大凌河已经失守，但松山、锦州仍在，山海关防线也很牢固。是年，满清阿济格和阿巴泰领十万八旗兵乘虚从宣府、大同入侵，劫掠京畿地区，克北京周边十二城，获人蓄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
崇祯九年（年）九月二十二日，朝廷任命卢象升总督宣（府）、大（同）、山西*务以应变。在卢象升的努力下，宣大防务形势渐渐好转，但是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崇祯十年（年），卢象升给皇帝上《确议修筑宣边疏》，提出了自己的防务构想。崇祯帝在蓟辽督臣张福臻的奏疏中钦批：“宣边修墙事宜，该督监抚详画速奏。”卢象升经过实地考察，又在奏疏中写道：“勿论宣府一镇一千三百里之边，即就陵后一带言，东至火焰山，西至合河口，凡二百二十余里。筹其经费，每筑边墙一丈，虽甚省，约须工料食米等银五十两。其中或有旧墙并乱石土垣可固，通融计算，每丈必须银三十两。通计三百里，总该银一百六十万两。加以三里一墩，五里一台，计墩一百，台六十。墩以土为之，每座约二百金，台以砖石为主，每座约六百金，并墩台守御等具，壕堑等类又约该十余万两。”费用如此之高，明王朝已无力承担，全线修宣府镇长城之议只好做罢。
崇祯十一年（年）春，曾试图再次从宣大入侵的满清*队，见卢象升防卫严密，便放弃宣大。九月二十二日，岳托从密云北边墙子岭，破墙入边，斩杀明蓟辽总督吴阿衡。多尔衮则于九月二十八日于青山关毁边墙而入，两*在北京郊区通州会师。崇祯大惊失色，诏令京师戒严，赐宣大总督卢象升尚方剑，督天下兵。
据《南山修筑墩台疏》记载：“崇祯十一年（年），兵部拨一万五千金，修复宣府镇边墙。”这应该是有记载的中国长城史上最后一次长城工程了。
根据上述宣府镇修筑、修葺长城的记载，可以看出，几次大规模的长城构筑均存在着较大程度的重复修建。分析其原因有二，一是有些地段山势险峻，施工条件恶劣或技术原因，造成墙体自然塌溃不能持久；二是毁于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仅从宣德四年（年）至隆庆四年（年）的年中，来自北方鞑靼、瓦刺的大举入侵和局部骚扰就多达50多次。鞑靼和瓦刺的游骑越过长城时，大都是挖开长城，从缺口突入。所以，战争频繁是造成边墙损坏的主要原因。
综合目前能够搜集到的相关文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张家口今大境门一线长城和赖以支撑的张家口堡的建立，是明王朝中前期边防武备*策在宣府镇的具体表现，张家口堡和张家口堡北的这段长城就是宣府镇防御系统中的一道重要防线。
自清代起，长城就逐渐失去防御工事的作用。长城防御不仅仅是建造了一堵高大雄厚的墙，明代的边关将士整合历代修建长城之经验，把长城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使长城成为了一个有点、有面、有纵深的庞大、繁复的防御体系。古今学者已经从建筑学的角度总结了万里长城在设计结构上有效地保护自己、杀伤敌人的特点、科学性与合理性。长城专家刘金柱先生是长城构造研究的集大成者之一，对长城关隘的研究尤其到位。笔者在大境门工作了10年，而且还全程参与了7年开始的大境门东段长城抢险保护修葺工程，对大境门段砖石长城有一定了解及认识。我们不妨节选摘录刘金柱先生的一些论述精华与大境门段砖石长城做一个比对。
关隘：“关隘是长城沿线的重要驻兵据点，位置多选择在出入长城的咽喉要道上。一般关口由城墙、城门、城门楼、瓮城和护城河组成。”大境门段砖石长城除没有明显的护城河外，其余设施基本具备。它的瓮城由长城和来远堡墙及小境门、来远堡北门组成。清代开筑的大境门没有瓮城，因为此时已无必要设置。
城墙：“一般特别坚固，内外檐墙多用巨砖、条石等包砌，内填*土、碎石，高度一般在十米上下。”大境门段长城平均高12米左右。“城墙顶上一般都有四马并骑的宽度，即有四、五米宽，以便作战时部队机动和运送粮秣、兵器等，”大境门城墙顶上地坪宽度平均有4.5米，最窄处3米略多。“在城墙的外檐上筑有供瞭望和射击的垛口，在内檐墙上筑有宇墙，宇墙也叫女儿墙，起保护人马不至于从墙顶跌落下来的作用。”大境门城墙的外檐有1.7米高的垛口，内檐墙上有0.8米高的女儿墙。
城门：“城门是平时进出关口的通道，战时是反击敌人的出口。早期多用木过梁，明代开始一般改用砖或石块砌成拱券形的门洞。为了增加稳固性，城门附近的一段台基多采用条石砌筑。”大境门也如此。“门洞内装双扇木门，木门外包铁皮，用铁钉嵌镶，门内侧装有门闩。”小境门的门扇非常特殊，传说和来远堡的北门一样都是比平开双扇木门关闭更为迅捷的闸板门。发掘小境门遗址时，确实也发现过类似闸板石槽的石质器物。闸板门用于长城确实罕见，但是由于遗存毁坏严重，且无文献支持，已无恢复可能，只好依宣府镇明代其它长城关隘修复。大境门门洞内装有双扇巨大木门，双扇木门外用近枚铁钉嵌包多块铁甲。壮观的形制堪称长城之最。
城门楼：“城门上方一般均筑有城门楼。它是战斗的观察所和指挥所，也是战斗据点。”依《万全县志》张家口上堡图记载，小境门旁边的护门台上就曾经建有城门楼。大境门顶部为长12米，宽7.5米的平台，平台上无建筑。
砖墙：“到了唐代以后，制砖技术有了发展，对城门及附近的城墙，开始采取用砖包砌，内填*土的方法来修筑了。这样构筑的城墙比版筑土墙坚固多了。”“砖砌城墙，不但能有效阻止敌人步、骑兵的行动，抵抗冷兵器的袭击，而且也能抵抗当时火器的袭击。所以规模宏大的长城城墙的不少地段也采用巨砖砌筑。”历史上的大境门段砖石长城全长米，全部采用巨砖砌筑。“砌砖要用胶结材，到了明代，在砌筑城墙时，广泛采用石灰砂浆和糯米汁一起搅拌后作胶结材，这样大大增加了胶结力。明长城不少地段的砌筑，均用糯米汁掺拌砂浆。”大境门段砖石长城广泛采用石灰砂浆胶结，是否也使用了糯米汁不敢妄断。不过，几百年过去了，这里的石灰砂浆胶结物仍然坚如石质。
城墙上的垛口：“在墙顶外侧的迎敌方向，修筑有两米高的齿形垛口，是战斗人员瞭望敌情、射击敌人时掩护自己用的。具体构造是从城上地坪开始砌至人体胸腹部高度时，再开始砌筑垛口。垛口一般砌成矩形。垛口上部砌有一个小方洞即瞭望洞。瞭望洞的左右侧面砖呈内外八字形，这是为了便于瞭望敌人，又不易被敌箭射中。下部砌有一个小方洞，是张弓发箭的射孔，射孔底面向下倾，便于向城下射击敌人。古时射孔射程有三限，从射孔上限射出的箭，可中敌人心胸以上及头部，称‘中头彩’；中限可射中敌人腰腹部，称作‘截腰’；下限可射中敌人的腿部，称作‘钉足’。”
构成长城防御体系的建筑设施除一座座关城、营城、关口、屯堡、城墙外，更多的是敌台和烽火台。
敌台，也称空心台、敌楼、御敌台，是在城墙的基础上加宽加高而成的，平均间隔至0米，大型敌台平均间隔0至0米。敌台，一般设置在险关要隘处。敌台上往往建有供士兵居住的阁楼。
明·姚士粦在《见只编》下卷中说：“相去约有三里，周围水遶数重，拆取民舍板片沿墙起盖敌台。”
清·魏源在《城守篇·守备上》中说：“城之外则敌台，宜备堞垣，宜备牛马墙，宜备喑门。”
孟昭永先生说《明史·戚继光传》记载：“自从嘉靖以来，长城虽然已经修了，但是未建墩台。继光巡行塞上，议建敌台，略言：‘蓟镇边垣，延袤二千里，一瑕则百坚皆瑕，比来岁修岁圮，徒费无益。请跨墙为台，睥睨四达。台高五丈，虚中为三层，台宿百人，铠仗糗粮具备。令戍卒画地受工，先建千二百座。’在戚继光所著的《练兵实纪》中，对创建空心敌台的经过、修筑方法以及用途说得更为清楚。他先说以前的长城比较低薄，很容易倾圮，‘间有砖石小台与墙各峙，互不相救。*士暴立暑雨霜雪之下，无所借庇。*火器具如临时起发，则远送不前；如收处墙上，则无可藏处；敌势众大，乘高四射，守卒难立。一堵攻溃，相望奔走。大势突入，莫之能御。今建空心敌台，尽将通人马处堵塞。其制，高三、四丈不等，周围阔十二丈，有十七、八丈不等者。凡冲处（即险要处）数十步或一百步一台；缓处或百四、五十步，或二百余步不等者为一台。两台相救，左右而立’。造台的方法：‘下筑基与城墙平，外出一丈四、五尺有余，内出五尺有余，中层空豁，四面箭窗，上层建楼橹，环以垛口，内卫战卒，下发火炮外击敌人。敌矢不能及，敌骑不敢近。每台百总一名，专管调度攻打。台头、副二名，专管台内*器辎重，两旁主容*士三、五十名不等。五台一把总，十台一千总，节节而制之。’……
长城敌台是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它与墙台、烽火台等建筑密切配合。在没有烽火台的地带，敌台也为传烽之地。在边*驻守上，敌台也成为坚强堡垒。遇敌入犯，登台迎战，台上备有*器、辎重，并且守兵居高临下，使敌*不能近台，即令敌*突入边墙，敌台守*依然可以据台固守，射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敌台之下，另有驻屯*队，和台上守*配合作战，令敌人无法拆墙入犯。敌台的修筑，大大加强了长城的防御功能。”
长城专家、中国长城学会常务副会长董耀会先生对敌台的权威定义是：“在长城城墙上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突出于墙外侧的台子，称为墙台，也称作马面。墙台与城墙本身同高，三面均砌垛口，当敌人逼近城墙，准备登城时，城上守兵可凭借墙台从侧面射击来犯之敌。名称首见于《墨子》之《备梯》与《备高临》二篇，其中所述‘行城’者即是。这表明至少在战国时，已经普遍使用于城墙防御了。长城上也建有这样的墙台，从现存在遗物和遗址看，有的墙台上还建有铺房，以为巡逻时遮风避雨之用。
北宋曾公亮在《武经总要》中描述的敌楼是建于马面上，向外悬挑的木结构高台，每面一间二柱或三间四柱；向外三面安装厚木板，开箭窗；上面平铺木椽，做平顶；顶上覆厚土以防矢石；有的部位还裹以牛革以防火箭。明长城上的敌台，多骑墙而建，称为‘空心敌台’。……
明长城的敌台，有的并不骑墙，而独立于长城之外，有的并无箭窗，仅有登上台顶的踏道，实际上是实心敌台，这类敌台主要建于宣府、大同两镇的长城上。”桥西菜市村与清河之间长城内侧就有三个这样形制的敌台。
敌台下往往有券室，券室内储备粮草、*械、火药等，也可供士兵居住。敌台除有御敌功能外，还可以瞭望举燧报警。张家口大境门西侧太平山半腰的护关台、小境门东边的克鲁台、小境门西边的护门台都是长城敌台。太平山半腰的护关台下曾有券室，现在还可以看到券室的小门洞。处于险要极冲地的敌台往往还建有小的护城，顺桥西西沟菜市村进入山谷约米，路右侧有一方形土筑小城堡遗址。现存遗址南北长49米，东西长65米。堡墙最高残存8米，厚3米。城堡只留南门，现南门豁口宽度为3.7米。城堡中央有10米高敌台，敌台周长52米。堡东南有一角台。小城堡位于长城内，城堡东墙距长城3米。小城堡遗址内有青砖、残瓦遗留。此堡东北34米处残垣疑是长城，但不确定，有待专家进一步考证。小城堡遗址北依长城，南控河谷，极为要冲，分析可能这里就是当年镇口台之所在，这是张家口地域最大的敌台之一。
下面再说说烽火台。在汉代，烽火台称作烽堠（烽候）、亭燧。唐宋称作烽台。明代也称烟墩、边墩、墩台或狼烟台。夜间发现敌情，以火光为号叫“烽”；白天发现敌情，则烧冒烟的柴草或狼粪，称为“燧”，合称烽燧。烽燧可见的烟气和光亮向各方与上级报警，所以把烽燧一词也引申为烽火台。烽火台是古代*情报警的一种措施，它最重要的功能是传递*情，它需要与敌台、墙台等长城建筑密切配合。
戚继光的《练兵实纪杂集》中说：“凡无空心台之处，即以原墩充之，有空心台所相近百步之内者，俱以空心台充墩。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每墩设*五名，计减滥设墩*不下数千，省费不赀。墩之相去惟以视见听闻为准，不相间断。近台者听守台百总调度，不近台者听信地百总调度。烽号赏罚立为哨守条约，分给官*习学遵行。……凡遇敌马所向之处，该数举烽左右分传。计蓟镇边墙延袤曲折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可遍各路兵马，见烽即行收拾器械，或应速发，或应候报，或应赴边者，分投趋赴战守。全镇边墙一体警备，*士乘墙昼夜罔懈，御备既速，驰援不误。”
《太白阴经》卷五《烽燧台》篇第四十六也有经典记载：“明烽燧于高山四望险绝处置，无山亦于平地高逈处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三丈，上阔一丈。形圆，上盖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紫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上下，用软梯，上收下垂。四壁开孔望贼及安置火简。置旗一面、鼓一面、弩两张、炮石、垒木、停水瓮、干粮、生粮、麻缊、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早夜平安，火不举，即烽子为贼提。一烽六人，五人烽子递知更刻，观望动静。一人烽卒知文书符牒传递。”
烽火台的位置通常选择易于相互了望的高岗、丘阜之上或城堡外围视野开阔便于观察、传递烽警的地方。烽火台的建筑早于长城，但自长城出现后，长城沿线的烽火台便与长城密切结为一体，成为长城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甚至就建在长城上。朝廷非常重视烽火台的建筑，在某些地段，连线的烽火台建筑甚至取代了长城城墙建筑。长城沿线的烽火台的建筑与长城一样，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在西北的烽火台多为夯土打筑，也有用土坯垒筑；山区的多为石块垒砌；中东部的自明代有用砖石垒砌或全砖包砌的。烽火台的布置除建在早期长城干线上之外，一般分为三种：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外沿通道向远处延伸，以监测敌人动向；另一种在长城城墙以内，与关隘、镇所、郡县相连，以便及时组织反击作战和坚壁清野；再一种在长城两侧，以便于迅速调动全线戍边守兵，起而迎敌。早期还有与都城相联系的烽火台，以便尽快向朝廷报警。
烽火台大多为土台，张家口大境门长城内的土台就是一座烽火台。平门外的五墩台村因村落附近的五个烽火台而名。市区内桥公元（圆）台子、桥东邮电大楼、玉宝墩都曾建有烽火台，这些烽火台连在一起就形成了张家口至明代宣府镇的防御预警系统。
敌台和烽火台的作用有时区别并不太大，有的地方的台子，敌台和烽火台的功能兼备。烽火台一般相距10里左右，有的地方也有距离5里左右的。民间有三里一墩，五里一台的说法，其实，更多的是因地制宜，合理设置。“烽火台一般独立构筑，也有三、五个成犄角配置为烽堠群的。”桥西清河村是长城脚下的一个小村落，清河段长城为土筑长城。以清河村为中心点，沿长城有两个相距0米左右的砖包长城敌台，一个在长城线上，一个在长城内70米左右的地方，现各残高9米左右，台基处有残砖发现。长城内相对应的西面高峰上，另有9米高残台一座，与长城线上的两座敌台成等腰三角形排列。再沿沟西进，是清河村西面山峰上的墩台，修筑长城时采用此种型制，可能是为了使信息尽快传至万全城、张家口堡。史料记载，明代此处多次被游牧部落攻破，是造成万全右卫、张家口堡和宣府烽警的主要源头。因此，长城北面的三个墩台可起到警戒哨的作用。
有的烽火台的形制是一个独立的高台子，台子四周有围墙。台子上有守望房屋和燃烟放火的设备，台子下面有士卒居住守卫的房屋和羊马圈、仓库等建筑。台子的建筑材料和结构与长城一样，有土夯的、石砌的、砖石合砌的等等。桥西菜市村的一座大烽火台就是这种形制。
所有烽火台全天候有人值守，台上备有柴草、硫磺、硝石等。一有敌情，白天举烟，夜间点火，邻台得报，依次传递。这样敌情不但可迅速传递到*事中枢部门，而且千里防线也会迅速传遍，引起警觉。明代，大的烽火台还有御敌功能，小的则只负责观察瞭望而无点燃烽火传递烽警的功能。一般来讲，平时烽火台上必须保证至少有三个兵丁值守，一个烽火台有六七个兵丁负责，大家轮流更换。烽火台基本上是十几米高的圆形的土台，四周溜光，没有台阶，也没有梯子。那么，轮流更换的值守兵丁是怎样上下烽火台的呢？据说，这需要从烽火台修建时说起。烽火台修建时基本使用夯土方法，层层加高。待工程高度距封顶还有丈许时，台中央就埋下两根一丈多长的木桩。工程完成后，两根木桩上各拴一根牛皮绳，两根牛皮绳结成一条软梯，人们上下时垂于烽火台下，用完收起。也正因为如此，守卫烽火台是极其安全的。即使是有时敌人骑兵把孤立的烽火台团团围住，台上有吃有喝，值守兵丁也可以坚持很长时间。关于烽火台上储备物资和建筑形制，朝廷竟然有专门要求。明成祖朱棣就曾要求:“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旁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重门。”
明代烽火台的警报烽火也有规定，除放烽、烟时加硫磺、硝石等助燃物外，还要燃放响炮声音示警。根据*情的急缓和敌兵多少，分五个等级。“边候举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也就是敌来百人左右，鸣放一炮，白天举一次烟，夜间则举一次火；敌来五百人左右，鸣放两炮，白天举两次烟，夜间则举两次火；敌来千人左右，鸣放三炮，白天举三次烟，夜间则举三次火；敌来五千人，鸣放四炮，白天举四次烟，夜间则举四次火；敌来万人以上为十万火急，鸣放五炮，白天举五次烟，夜间则举五次火。
过去，人们以为烽火台报警时点燃的是狼粪，甚至《辞典》中也说：狼烟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然而，《狼图腾》的作者姜戎，曾经收集燃烧过狼粪，想再现狼烟的壮观，可是失败了。因为烧狼粪就像是烧羊毛，冒出的烟是浅棕色的，比干柴堆冒出的烟还要淡。当狼粪下的干柴烧成了大火，狼粪也会烧起来，最后与干柴一起烧成了明火，连烟都看不见了，哪有冲天的烟？所以，古代烽火台上点燃的所谓狼烟，绝不是用狼粪烧出来的烟。其实，烽火台上那种冲天的烟是用干柴加湿柴再加油脂烧出来的。半干半湿的牛粪、羊粪，也能烧出浓烟来，都比狼粪烧出来的烟浓烈。而湿柴、油脂、半湿的牛、羊粪要远比狼粪容易得到。《太白阴经》卷五烽《燧台篇》第四十六有载曰：烽火台报警时点燃的是“蒿艾、狼粪、牛粪也。”看来燃烧物中是有狼粪的，不过可能所占比重应该不大。
既然狼烟不完全是狼粪烧出来的，那么古代烽火台上燃起的冲天浓烟为什么叫做狼烟呢？据有关专家考证，实际上“狼烟”一词是和以狼为楷模，具有狼的战略战术、狼的智慧和凶猛性格的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等草原游牧民族有关的。有些草原游牧部族每逢战争，冲在前面的总是打着狼头*旗的彪悍骑兵。时间久了，农耕民族就将草原骑兵看成是最可怕的“狼”。所以，“狼烟”的最初本意应该是在烽火台上点燃的、警报崇拜狼图腾的草原民族骑兵进犯关内的烟火信号。
宣府镇上西路长城，也就是以张家口市北部为主的长城，曾对夜间举火报警进行过改革。夜间举火改成了点红灯笼，悬灯的长竿分为三等，悬灯均染成红色，原规定举火次数不变，仍按*情缓急、敌数众寡区分。这种报警方式一直沿用至明代后期。
根据明朝戚继光着的《练兵实纪》记载：“大约相去一、二里，梆鼓相闻为一墩，……计蓟镇边墙，延袤曲折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可遍。”可见这是古时最好的通讯联络设施。
不过，“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6个小时）可遍”的说法似乎夸张。笔者也曾计算过，烽火台报警的速度应该是距离乘以光速，减去烽火台数量乘以瞭望哨兵反应（1秒以内）及点燃烟火（30秒）、烟火升空时间（30秒）。那么，按宣府镇“西路西阳河迄东，历中北路，抵东路永宁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边墩一千二百七十四座”计算，西面一旦报出烽警，20个小时东面就可以得到消息，速度之快，令人乍舌。
作者曾经戏言：宣府镇长城是紧紧箍在大明历朝皇帝头上，让大明历朝皇帝头痛了整整年的一道紧箍咒。也可以说明代的长城防御是让朱氏诸帝费尽心思的一件大事。
确实，终明一代，自始至终对长城进行了颇具规模的筑造修缮工程，使万里长城的建造达到了高峰，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明代长城是长城建造的极点，也是终点，是长城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而宣府镇长城防御系统的逐步完善，也正是明王朝中前期边防武备*策在宣府镇的具体表现。清代的统治者是聪明的，正是他们总结了先人的许多“不应该”，才想起了明代几乎所有人都忘记了的正义的威慑和和平的魅力，才想起了境门文化的内涵和历史借鉴，才斗胆破墙开门打破封建意识的桎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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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振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