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导读——
城言城语李郁葱
史如镜，照着的是人的光荣和局促。
谁把名字写在水上？在运河南端生活着这样一些人，他们在史书上留下了斑驳的光晕，并不那么显眼，但从历史的构成来说，这些人正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基础。
他们是历史的基石。
在这些人中，他们或不诡不随，或刚正不阿，或重诺守义，或勇于担当……而这些，构成了杭州这座历史名城的城市气质，这些都是流过我们这座城市的沧浪之水。
站在今天的河岸上去看历史，这些人大抵属于沉默的那种，如果不是有心人发掘出来，在史书中甚至出于遗忘的边缘。
好在我们没有忘记，有些品质，一直都在暗中传承着。
夏诚水彩画作者：张甜甜
正文从这里开始——
运河南端的那些人
任轩/文
因河而兴的运河南端，历来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明清时期从此地走出去的官员中，有那么一些人，皆有过御史的官履。在历史的微光中，他们不诡不随、刚正不阿、不计私利、为国为民、重诺守义、勇于担当的事迹虽非广为天下知，却也在各类故纸堆中熠熠发光。他们不仅为自己搏下青史佳誉，也为历史上拱墅知识分子的品格风貌凝聚了一股清风。
夏诚：犯颜苦谏，忠烈报国
公元前年冬，汉高祖刘邦率32万大*御驾亲征，在白登山被匈奴兵围了七天七夜才脱困。但是，多年后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不仅几乎全*覆没，其本人还成为俘虏。这场战争发生于公元年，即明正统十四年，史称“土木堡之变”或“土木之变”。
土木堡之变，成就了两个杭州人。一个是著名的于谦，一个是鲜为人知的夏诚。在土木堡战役中阵亡的扈从文武京官有67位，其中御史9名，夏诚为其一。据载，夏诚是为明英宗挡箭，身中数矢，血溅御衣而亡。读史至此，我不禁有了一种浅陋的联想：如果没有夏诚，或许就没有于谦的英名传世了，至少不会有英宗的复辟和于谦的被杀，纵然于谦的结局会一样，但故事一定不是今天我们能了解到的那样。夏诚的事迹，散见于史籍，或列入“忠烈”，或以“忠义”录之。夏诚，字克诚，祖居杭州城南，后徙居拱墅哑巴弄附近，宣德四年中举，历任河南、山西、江西等道监察御史，清慎有志操，以贤能闻。史上，怀来县和杭州均有奉祀夏诚的地方。杭州西湖北山街中段玛瑙寺东边，旧有褒忠祠，专祀夏诚，配有画像。
说起古代犯颜苦谏者，大多身死于非命。例如袁曹官渡之战时的田丰，永乐十九年（）朱棣拟第三次亲征鞑靼时的兵部尚书方宾、户部尚书夏元吉、刑部尚书吴中。夏诚虽未被下狱，未被诛杀，未被迫自杀，但在犯颜苦谏不成之后，跟随明英宗亲征，每遇敌，就将自己挡在英宗身前，奋勇直前，这正是他对忠诚精神的践行。
嘉靖《仁和县志》卷九就将夏诚与褚遂良、胡世宁并举，载为“忠烈”，评曰：“夏诚死国忠烈，若褚遂良、胡世宁者，心则忠矣，而亦品为忠烈，其有说乎？岂知遂良、世宁以忠报国，濒死不顾，不曰烈哉！须知三公之在当时，幸而为胡，偶尔全生，不幸为褚为夏，未免殒命异地，则皆然也，故均以忠烈与之。”
夏诚刚直不阿、忠烈可嘉。忠于谋国，拙于谋身，可谓夏诚等明代士大夫采取直谏手段时的心态写照，也是支撑明代官员直谏的道德力量。在他们心中，只要动机端正，问心无愧，采取激切手段未尝不可。他们总是心怀美好，希望皇帝的不能接受只是暂时。即使皇帝终究没能醒悟，他们也相信自己的*见和忠心会对后世有借鉴。夏诚狼狈苦谏，为国捐躯的事迹，不仅体现了明朝官员的敢言敢谏之风，也是当时运河南端官员刚正不阿、不计私利、勇于担当的品格和忠诚义烈、为国为民之气节的写照。
钱琦：不诡不随，仁者之勇
距康熙最后一次南巡已逾四十年，乾隆即将南巡的消息又从紫禁城里传了出来。究竟是封疆大吏揣摩出了乾隆的心思，还是乾隆果真被封疆大吏说动——关于乾隆首次南巡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无论如何，乾隆动了下江南的心思了，是真的。
乾隆首次南巡出发时间为乾隆十六年（）正月十三日，但南巡之事的确定，则在乾隆十四年（）十月。乾隆十五年（)四月，向导大臣努三兆惠与*廷桂及直隶、山东、浙江等省的督抚官员一起，终于将皇帝南巡全线道路勘查完毕，南下单程旱路共里，分为33站；水路共里，分为19站。回京单程旱路里，分为28站；水路里，分为17站。往返水旱两路共计里，分为97站。
这正是君臣皆大欢喜的时候。然而，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封奏折就呈现在乾隆面前，时为乾隆十五年（）五月二十（辛酉）日，夏至才过去两天。写奏折的人，便是钱琦，当时的身份为河南道监察御史。被参之人，正是当时乾隆的爱将、炙手可热的两江总督*廷桂。
乾隆看了奏折后，召问钱琦：“你的消息从何而来？”钱琦回答：“风闻奏事，臣之职也。所奏不实，臣之罪也，臣无所辩。若问所从来，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乾隆肯定了钱琦的这番话，但认为钱琦说的“浮费多金，并虑及将来该州县等身家性命莫能自保，则言之不免过当。”但*廷桂被钱琦参了一本之后，“颇加敛束，民情大安”。
当时*廷桂得宠，又奉命勘察、修建南巡御道，虽做法苛急、民怨四起，却无人敢怼他。这时候，钱琦挺身而出、上奏弹章。于是，各路官员纷纷拜访钱琦，想看看能有如此胆量的人，究竟是何样貌。他们以为钱琦必定是个有谔谔不群之状的人，没想到却貌如妇人、弱不胜衣者。
钱琦幼时，曾被魏定国称为奇童。十五岁那一年，由于文采出众，为其家乡的父母官，即当时的仁和县县令胡作柄赏识。胡作柄每个月都要召集县里的优秀学子聚一次，让大家坐在一起切磋文艺、交流学习。或许是出于胡知县公务繁忙之故，每次的聚会都在早上。钱琦的家住在余塘巷，离县衙大约二十里，每次赶会，他都四更鼓响了之后就出门，走到武林门外，再沿着城墙走西湖、过长堤，到清波门等城门开。有时候，遇到下雨天，只好脱了鞋子走到仁和县衙，由于路况不好，乱石按藏，往往在雨天的时候，当他到了县衙，两只脚板都磨出了血。胡作柄见此情形，于心不忍，就让他住在衙门里读书。然而，好景不长，胡作柄后来被罢官了。钱琦只好一边摆摊，一边读书。后来，他的一位族叔受他坚韧的行为和读书的志向感动，资助他读书。年少苦食的经历，让钱琦一生“于人世纷华名利，视若浮云”，连乾隆也屡称他为人“谨慎”。而在朋友圈中，也得到是个“清而和、坦中率真”之人的评价。即便官场中如大臣杨景素等与他格格不入者，也因为了解钱琦为人“素行高书，生无他肠”，并不太为难他。
乾隆十六年（)二月，钱琦抵达台湾时，任巡台御史，在台时间虽然只有19个月左右，却兢兢业业，于推进台湾地方文教的发展、造士育才、传播中华文化，乃至台湾的*事和内*方面多有革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离台之际，台籍人士对钱琦称颂不已，特立《巡台钱公去思碑》，“书其功于石，以昭不朽”。
赵大鲸：相国之师，论宦警世
赵大鲸，初字学川，后改字横山，别号学斋，拱墅枯树湾人。因为殿试成绩优秀而入翰林，其后又八试内廷，皆深得皇帝嘉许。赵大鲸曾担任过两次督学，三次主持考试，四次参与乡试、会试阅卷。《湖墅小志》言之“桃李门生几满天下。”袁枚称其“提倡后学，爱才如命……所识拔者，云蒸霞起”。这几乎满天下的门生数量究竟是多少，谁也不知道。但有三个人，却是名留青史的人物，即吴云岩、纪晓岚、翁方纲。
作为纪、翁二氏的受知师，赵大鲸是如何教育学生的呢？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卷三）》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先师赵横山先生，少年读书于西湖，以寺楼幽静，设榻其上，夜闻室中淅淅声，似有人行，叱问：“是*是狐，何故扰我？”徐闻嗫嚅而对曰：“我亦*亦狐。”又问：“*则*，狐则狐耳，何亦*亦狐也？”良久复对曰：“我本数百岁狐，内丹已成，不幸为同类所扼杀，盗我丹去，幽*沉滞，今为狐之*。”问“何不诉诸地下？”曰：“凡丹由吐纳导引而成者，如血气附形，融合为一，不自外来，人勿能盗也；其由采补而成者，如劫夺之财，本非己物，故人可杀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伤害多矣，杀人者死，死当其罪，虽诉神，神不理也。故宁郁郁居此耳。”问：“汝居此楼作何究竟？”曰：“本匿影韬声，修太阴链形之法，以公阳光薰铄，阴魄不宁，故出而乞哀，求幽明各适。”言讫，惟闻搏颡声，问之不复再答。先生次日即移出。尝举以告门人曰：“取非所有者，终不能有，且适以自杀也，可畏哉！”
这则故事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窃取了本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迟早还要失去，并且有惹祸上身的危险。而这可谓赵大鲸专门给学生们讲此故事的深意所在。他希望他的学生们，在学之时，能踏踏实实，切勿走剽窃之捷径。同时也希望他们日后能不断加强个人内在修养，为官能清正廉明，谨守本分，不该伸的手不要伸，不该拿的东西不要拿。
赵大鲸另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他和永贵的一场对话。清朝大臣、满洲正白旗人永贵，将任浙江巡抚之际，拜见赵大鲸。赵氏也并不啰嗦，直接就问：“你上任后，准备先抓哪块工作？”永贵回答：“惩办贪官污吏！”赵大鲸听后，仰面大笑，说：“如果是把赃款赃物都据为己有的贪吏，你就不用惩办了。”永贵闻此，满脸愕然，只好再问：“这是什么道理？学生实在难以理解。”赵大鲸便将道理讲给他听：“贪赃据为己有而不行贿上司的，上司早就惩办他了，哪里还用得着你去惩办。如今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官吏，总是把贪污来的东西，留一半给自己，另一半分别行贿比自己职务高的人，甚至为了升官，全部致上。这就是暗劫民财，纳己谋爵。”赵大鲸讲官场贡媚营私，上下固结，牢不可破的现象剖析给永贵听，又担心他听得一知半解，不能真正领会，所以他进一步说：“你没有看到那些捉强盗的吗？为什么会有腰缠万贯的强盗没有人去捉拿他们？因为他们早就与官勾结，拿抢来的东西为自己筑好了靠山。所以你看捉到监狱里的那些所谓强盗，不过是一些偷鸡摸狗的宵小之辈而已。”言及此，永贵也彻底领悟了老师的心意，起身再拜称谢：“若非恩师，无人能对我说这些话，学生定照您的意思办。”赵大鲸此番对永贵不吝于醍醐灌顶的肺腑之言，正像及时雨一样，润了永贵的心，也纠正了他差点就迈上的施*弯路。永贵巡浙有廉声，想必有着赵大鲸切中时弊之论的时时提醒。
高人鉴：慧眼识人、重诺守义
光绪六年（）秋，某日，仓基上的湖墅码头边，停泊着一条船，船上坐着两个人在话别。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坐谈良久之后，年龄稍大者缓缓说了一句：“君明年五十岁了，此番别后，我将撰写一副对联提前给你祝寿。”说此话者，是大名鼎鼎的清朝中兴名臣、湘*水师首领彭玉麟，这一年他已64岁，他对面坐着的正是49岁的高鹏年。就在这一年冬季，高鹏年收到了彭玉麟寄来的贺联：“随园后身，曲园高弟；严江学博，钱江诗人。”十六个字，却将高鹏年的生平隐喻其中。
彭玉麟与湖墅高氏家族的渊源，不可谓不深。彭玉麟的恩人高人鉴，即是高鹏年的堂伯父。
年，彭玉麟十七岁，由于遭遇家庭变故，他只得一边读书，一边打工养活自己和母亲。读书的地方，叫石鼓书院。打工的地方，是衡州城的协标营，工作内容就是帮忙抄写文稿，后来补为马兵。道光二十二年（），高人鉴出任衡州知府。某一日，高人鉴偶然见到彭玉麟的手抄稿，惊叹：“此字体奇秀，当大贵，且有功名。”即刻召见彭玉麟，见其“长身立玉，英迈娴雅”，高人鉴更加喜欢了，遂当场决定让彭玉麟到他的署府读书。闿运讲到此事时写道：“亲课之如严师，绳摘疵谬，不稍假借，然评语辄奖借，每有他日柱石名臣之誉。”言下之意，高人鉴亲自教彭玉麟读书，并且时常对人说彭玉麟日后必成为国家的柱石之臣。高鹏年记述高人鉴行状时说，高人鉴常笑着对人说：“我们这些为官之人没有什么可以报效国家的，能够识拔贫苦读书人为国家未来储备柱石人才，也是我的光荣，岂能为一时之利猎取名誉？”可见高人鉴深知培养一位国家股肱之臣并不简单，而作表面的*绩文章却很容易可以为自己赢得名利。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因此，彭玉麟入高府读书之后的第一次县试，所有人都认为他的成绩肯定是第一名，但发榜后名列第三。过了几天，县令召见他，问：“以文章论，你应当列为第一名，但为什么结果不是，你知道原因吗？”彭玉麟谢答不知。县令道：“高知府对我说，彭某他日名位不可估量，一时之得失，都可以忽略不计。如今他在我的府中读书，若县试定为第一，外界必然流言蜚语认为非彭某有真才实学，而是高某爱屋及乌之故，反倒成为他终身的污点。”彭玉麟深受感动。
高人鉴不仅有善于相人之名，更有不辱使命，重诺守义之名。道光十八年（)，高人鉴出使琉球，办完册封之礼后，就在下榻的地方散步，见到一间屋子里有一副棺材，且写着：天朝参将某公之柩。这让他感到诧异，便召人询问，得知是乾隆年间奉命册封琉球的使者团中的某位，因病逝于此地。高人鉴问：“为何不将灵柩带回大陆？”那人回答他：“海船忌讳载柩。”高人鉴说：“这是俗忌，何足虑！我来带回去！”于是，他便去和“副使”（俞樾本文如此，或当为正使，因高氏乃副使）商量，但对方不同意。高人鉴对他说“我们二人就像他一样，也是奉册封之命而来，万一也死在此地，难道也无法回归故里？就请用我的船来载吧，即使因此而沉溺于汪洋，亦无悔！”但是，与高人鉴同船的人，又不同意了。高人鉴大怒道：“我的船，我做主！”在高人鉴许舟子重利加威胁的“胡萝卜加大棒”的做法下，舟人答应了。船开出还不到一天，就遇海上风浪大作，满船的人纷纷责怪归咎于高人鉴，数十人请弃柩，高人鉴坚持不肯。风浪越来越大，请求的人越来越多，其势汹汹，有的人甚至已将灵柩抬到船头。高人鉴一面命人设祭，一面穿戴整齐以身伏柩上对众人说：“你们把我也一起丢海里吧！”众人大惊，争相上前想把他拉回，却被他怒骂：“谁敢动？我意已决！我不顾俗忌，以一柩连累大家，不把柩投入海中，我有何脸面面对生者！然而把柩带上船是我的决定，若我不与柩一起投海，我又怎么对得起死者？！”相持间，风浪退去，此后一路风恬波静，安然而归。
此故事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六）、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钟毓龙《说杭州》皆有记载，故事详实。不过，据台湾学者曾焕棋所考，高人鉴带回的灵柩并非乾隆间册封琉球使团成员，而是随同高人鉴一道的册封使团成员周廷祥之棺。高人鉴为官忠勇，任册封使不辱使命，在运棺之事上重诺不移、坚持道义，为世人称颂。林则徐曾赠其一联：破万里浪，披一品衣。
编辑李郁葱